位卑不敢忘读书 
——记林州农民付培录的学习人生

付培录整理文稿和读书笔记　　

□记者　刘剑昆

通讯员　付云周　陈煜杭　文/图

　　一个农民，年轻时担任生产队长，在生产中遇到了自己不能解决的实践问题和不能理解的理论问题。为了辩证真理，他从马列主义中寻求答案，从此勤奋读书，用一生的精力收集有关资料，努力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而今，他又在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一个农民，一个曾经的包工头，其学习读书的精神令人敬佩。

　　这个农民名叫付培录，林州市采桑镇南景色村人，今年74岁，是一名老党员。当记者见到这位可爱的老人时，他正在聚精会神地整理读书笔记。他的这些读书心得平时经常让周围的同志和朋友传看。老人十分健谈，说起学习马列主义特别是按劳分配理论时，口吐玉珠，思路清晰，有理有据。

　　无品小官遇到了大问题

　　“我是在实践中遇到难解的问题后，为了辨别真理、寻求答案才逐步深入学习马列主义的。”付培录开门见山地告诉记者。接着，他打开了话匣子。

　　付培录在采桑镇上初中时，学习成绩优秀。然而，在读初中二年级时，由于遇上三年自然灾害，学校停课，他回到了农村。

　　1975年，为了贯彻执行党中央各行各业全面整顿的方针政策，受大队党支部委托，付培录担任了第三生产队队长和党小组组长，带领群众恢复粮食生产。

　　秋收秋种的大忙季节，地里的庄稼需要收割，来年的春小麦又需要及时播种，秋收秋种工作可谓千头万绪。当时情况十分紧迫，如果不尽快收完地里的庄稼，不失时机地种好春小麦，恐怕来年不但交不了公粮，社员的口粮都成问题。

　　作为生产队长，付培录心里十分着急，深感问题严重、责任重大。他苦思冥想该用什么办法去克服困难，解决眼前面临的生产问题。经过和生产队队委会的干部商量，他不顾当时的政治氛围和压力，决定在秋收秋种的生产过程中全面实行“包工包责”的管理办法，以此来提高劳动效率，加快秋收秋种生产进度。

　　有一项农活儿是收割玉米。生产队要求把玉米秆砍倒，并将玉米棒和玉米秆分别抱到田头，等待生产队的牛车拉回去，每完成一亩计20个工分。有一个县干部的家属，为了多赚工分，就把自己的3个学生找来一起干。当时是星期天，他们从早上6时一直干到中午12时，完成了两亩地的任务，当天晚上在生产队兑现了40个工分。没想到这件事第二天就炸开了锅，成了全公社的新闻和典型事件。

　　当时，生产队有一个不干农活儿的大队干部向上级告状，说第三生产队有一个妇女，一上午就挣了40个工分，是他一个男劳动力的8倍、一个女劳动力的10倍(当时一个男劳动力每天10个工分，一个女劳动力8个工分)。说这哪里是突出政治，是典型的“物质刺激”“工分挂帅”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了社员之间的严重不平等，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付培录当时只不过是一个生产队队长，是一个无品小官，做的也是种地打粮的平凡小事，对上层的斗争并不十分清楚。他所关心的是怎样种好庄稼、多打粮食，解决好社员的吃饭问题。可是，政治的冲击波波及了他这个无品小官。

　　当时“文革”运动将近10年，农村的派性斗争十分严重，社会秩序相当混乱，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粮食连年歉收，农民生活十分贫困，社员们糠菜半年粮的生活都难以为继。再加上“四人帮”肆意宣传绝对平均主义，鼓吹“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等荒唐谬论，使一部分社员不愿意参加艰苦的生产劳动，或者出工不出力、混工分过日子，使农业生产的效率极低，无法保障正常生产，更谈不上粮食丰收。

　　付培录后来才知道，正是这样的政治大气候，让他发展生产的举措成为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公社(现在的乡镇当时称为公社)党委立即派工作组进行调查，在没有详细核实劳动人数和时间的情况下，就确定情况属实，并作出处理决定：作为生产队的党小组组长和队长，在生产管理中不重视做思想工作，不带头突出政治，而搞什么“包工包责”制，偏离了党的革命路线，造成了社员之间的严重不平等，革命群众意见极大，因此要负领导责任。除了要在社员大会上作检讨，深刻认识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外，还要逐级向大队党支部和公社党委递交检查报告，并立即纠正工作中所犯错误。除了留给当事人5个工分外，一律作废充公，其他类似事项照此处理。

　　学习马列释疑解惑

　　付培录回忆：“当时，经此事件后，一些平时干活偷懒被我批评过的人也乘机对我打击报复，说我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次事件处理的直接后果是，劳动报酬“平等”了，政治思想“提高”了，路线也“对头”了，但人们的思想却混乱了，社员的生产热情和劳动积极性被打击了，秋收秋种的速度自然而然地慢下来了。由于没有了效率，耽误了农时，小麦不能适时播种，一半春小麦变成了“晚小麦”，每亩地减产50公斤至100公斤粮食。

　　现在看来，这可能是在讲一个幽默的笑话，但在40多年前的“文革”中，这却是实际生产生活中存在的一个毫不夸张的事实。

　　付培录心里感到憋屈和愤慨。看了当时报刊上的一些文章，对照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他在思想上感到十分困惑和疑虑。怎么会是这样呢?理论应该为什么服务，为谁服务呢?

　　付培录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中。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意义和它的科学性、真理性，在于体现它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提高社会生产力服务，为工农业生产服务，为基层工作服务，而不是与其相反。可是，某些人口头上唱着革命高调，文章中写着革命词句，但在生产中起着破坏阻挠的作用。谁都应该清楚也会明白，在社会主义一穷二白、物质十分贫乏的初始阶段，应该如何面对现状去发展经济。本来应该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劳动热情和劳动积极性，为社会主义创造财富，但当时的理论却恰恰相反，把按劳分配定性为资产阶级法权，说什么实行它会带来资产阶级剥削性质的不平等，执行它就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样与社会实践脱节的理论，难道不是一种典型的社会主义悖论吗?从实践的观点看，这种背离实际的理论，连一个小小的生产队都难于搞好，如何能够搞好一个工厂、一个跨国公司，乃至整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经济。这样的理论，怎样去提高生产力发展经济?如何指导我们去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付培录带着纠结和疑问，努力去寻找答案。在劳动之余，他挤出时间去查找有关资料，仔细地去阅读一些有关按劳分配与资产阶级法权方面的文章和论文，也阅读一些自己能勉强读懂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读着读着，他逐渐解开了谜团。农村报刊少，他也买不起书，他就到在县城任职的本村熟人那里借马列主义著作。《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等，他都读了，有的还读了10多遍。

　　通过阅读这些著作，付培录对按劳分配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有了初步的认识，也从理论的层面上明白了一些道理，在一定程度上看出了一些理论和实践相互矛盾的问题。

　　付培录告诉记者：“那时，我写了一篇论文《关于按劳分配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阐明了自己的意见和观点，大着胆子投寄给当时的党刊《红渠》。由于当时的理论氛围，这篇论文当然是不可能被采用的，但我在心中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粉碎‘四人帮’后，河南日报社的记者曾经采访过我，但由于当时‘两个凡是’的制约和影响，只报道了一篇个人工作的模范事迹，并没有涉及理论问题。”

　　马列主义照亮人生路

　　在后来的工作中，付培录曾担任过村委会副主任、主任。历史证明，他“包工包责”的管理办法是正确的，符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按劳分配政策，只不过当时有些超前了。

　　付培录是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也是勇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实践的。20世纪80年代，他和村委会其他同志带领村里的建筑队奔赴天津，振兴集体经济，以富养农。他在天津干出了当时全省第一的业绩，不仅壮大了集体经济，还鼓了村民的钱袋子，备受群众称赞。付培录是个小山村的农民，在建筑工地学会瓦工、木工、钢筋工等技术，并顺利通过省级建筑工程考试，领取了建筑工程技师职称和结预算证书，这在当时改革开放初期是非常不容易的。

　　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村办企业解散了。付培录在天津有了自己的建筑队伍。1999年，他的二儿子付向羽接过了他的担子，组建了天津市瑞耐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在记者采访时，南景色村党支部书记秦忠昌拿着几份报纸走进付培录家中。他说：“我是来给老付送报纸的。学习是他的生命，他离不开报纸，即时我不送，他也会每天去村委会看报纸。”

　　秦忠昌翻看着老人的读书笔记，向记者介绍：“村里有相当一部分劳力在他家的建筑工地上打工，他们父子两代人对待农民工很好，讲诚信，体贴劳动者，从不拖欠工人工资，在方圆几十里之内有很好的口碑。父子两代人特别重视工程质量，在天津建造了很多标志性建筑，曾荣获国家建设部颁发的詹天佑大奖等奖项，在天津建筑行业树立了红旗渠精神的丰碑。”

　　付培录父子乐于奉献，不断为家乡办实事。2009年，为给采桑镇改造道路，付培录和儿子捐款40万元。2013年，付培录一家捐资15万元，硬化了南岗自然村的道路。2014年，村里改造街道、安装监控和维修文物古迹，付向羽又捐款18万元。20多年来，付培录一家每年出资为村民唱两场戏，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

　　记者在付培录家的墙壁上看到了镇、村两级颁发给他家的多块牌匾，包括“纳税标兵”“纳税大户”“捐资为民”“造福梓里”“贤达人士”等。付培录说：“我过世的父亲是二野的老党员、老战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全家的幸福生活。咱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信的是马列主义，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是应尽的职责，是不可推卸的责任。”

　　记者在攀谈中了解到，改革开放后，付培录从事过农业、工业、建筑业等不同的行业，当过村委会主任、厂长、项目工长和经理。这些工作都和按劳分配有着不解之缘，使他时刻也没有忘掉自己心中的疑虑和纠结。他一直都在认真读书，用心学习马克思主义，希望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解释自己在工作中遇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付培录出身农民，后半生也当了几十年的农民工，在建筑工地劳动又苦又累，时间也长，每天都是10多个小时。但是，不管多苦多累， 他每天坚持读书学习，从不间断。他总是想尽办法借书，实在借不到就买书学习。他所看过的参考资料和书籍让记者感到吃惊。《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他看了几遍，连几百万字的艾奇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他都看完了。20世纪90年代，为了参加国有企业的讨论，他读了《现代化的陷阱》《何去何从》《联想为什么》等200多万字的书籍，并在读书笔记中写道：“能劳动不劳动也有饭吃是国有企业的致命缺点，绝对平均主义吃‘大锅饭’是国有企业的通病和‘痼疾’。一个把多劳多得视为不平等、不合理的企业，怎么会有活力与动力?如果一个公有制企业不能坚持毫不动摇地实行按劳分配政策，如何去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

　　更不可思议的是，作为一个纯粹的农民，只有初中文化，付培录竟然细读了《苏共兴衰透视》一书，并在读后感言中写道：“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也同样遇到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也在实践中感受到‘苏联模式’僵化的不适应性，同样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但只是一种感性认识，仍然停留在必然的王国里。因此，一些东欧国家的改革，只是一种时断时续的片面化行动，改革的效果并不理想。当时的苏联领导人也曾信誓旦旦立志改革，但在改革中迷失了方向，自我毁灭。”

　　付培录关注时事，每天都不会落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在天津，他自费订阅了4份报刊，分别是《人民日报》《环球时报》《参考消息》《中国社会科学》。在读书看报中，他坚持剪报和记读书笔记，并将剪的报纸整理起来，装到档案袋里，读书笔记也写得一丝不苟。

　　“剪报和记读书笔记是我的工作习惯，也是我一种特殊的工作方法。”付培录边向记者展示他的“宝贝”边说，“因为我的工作性质，建筑工地又忙又乱，时间也长，哪怕挤出一丁点时间读书读报，都要把有用的内容记下来。如果连阅读和动笔的时间也没有，就赶紧把文章剪下来，等有时间了再详细阅读和记录。”

　　记者在采访时注意到，付培录正在撰写整理一篇题为《重读〈哥达纲领批判〉》的论文。文章中有一段写道：“改革的本质是自我革命，改革的前提是冲破过去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僵化和照抄式的认识理解，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况，与时俱进地纠正和自我纠正以往的错误。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或者说初级阶段，平等观念既不是‘资本平等’，也不应该是《哥达纲领批判》中那种‘无差别的完全平等’，而只能是‘劳动平等’。‘劳动创造财富’是时代的主旋律，是时代的最强音。我们确定和提倡‘劳动平等’的时代观念，一方面是为了纠正以往的错误理念，另一方面为了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文化道德和价值哲学，为新时代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这段日子，我正在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总书记的思想充满了时代气息，内涵丰富，博大精深。”付培录告诉记者，“我们确实需要认真聆听总书记的教导，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掌握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深刻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让理论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