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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学会活动的一些倾向
王革勋
二〇〇八年四月十七日
我参与全国性学术活动的团体有：中国古都学会、全国鬼谷子研究会、中国老年学会。其中古都学会活动比较规范，坚持较好；鬼谷子研究会组织松散，学术活动不定期；老年学会大体每年都有活动。这三个学会每开一次收获颇丰，使人去而不舍。然而也亲眼目睹了一些不大正常的倾向，或多或少都影响、阻碍了学术研究的深入与发展，大有引起各方重视的必要。
一、门户之见，唯头衔是问
就是说，有的人唯我独尊，只重头衔和学衔。成都考古所有位硕士陈剑，参与筹备2002年古都学会成都年会，会议报到只接待成都通知与会的人，对持有中国古都学会直接通知者则不予承认，要参加会得多交费100元，而且不发会议文件、纪念品，古都学会会长出面干预也无效。更奇怪的是，会议印有《论文简介》的本子，有的有论文却无编入，而根本没论文的反而有介绍摘要。什么原因呢？有论文的无学衔，无论文的是研究员。文人无行到此种地步委实可悲。
二、一意孤行，称王称霸
学会是群众团体，许多事情需要通过协商处置。即便是学术问题也不宜强求统一。一家说了算更不行，所有学会活动都应按组织程序进行。杭州的文化研究会是中国古都学会所属的团体会员，其会长林正秋教授，在2006年古都学会杭州年会上，自行抛出一个《杭州宣言》要大家接受，古都学会的多数理事对此持有争议不予赞成，主张修改后再发。而林正秋既不遵循组织程序又不考虑多数理事的意见，竟然一意孤行非让大会通过，事后发会议简报连中国古都学会领导人的名字也只字未提。这就充分显示出此位学者、教授的目空一切的学阀、霸王作风，眼中哪有学会团体应当具有民主集中程序？！
三、搞学术的人，吃政治饭
学术不能说和政治没有关系。但学术不能服从政治。正直的学者也不应该吃政治饭。不能以任何人担任何种职务及其主张论是非。比如有的学者到甲地肯定甲地，到乙地又肯定乙地，以己之矛攻己的盾，八面讨好。再如编辑论文集，不看论文的内涵和品位，也不注重有无创新价值而取舍，反正以名位关系定论。1999年古都新郑年会论文集，收录一篇《安阳名源新考》，作者自称“安阳之名来源于易经”，此等论文无异于凭空捏造无中生有怎可收入？充其量不过是念及该人是单位领导、学会常务理事罢了，而却将很有价值的论文抛之门外，不能不令人惋惜。
四、学会活动重形式不重学术
会议是形式是手段，学术研究才是目的。有的学会光开会而不注重学术。有的学会成员多年不见一篇论文，或者论文文不对题，东拼西凑，聊无新意。而对某些有根有据的创新型学术研究成果，却不予重视。会议总结泛泛而论的多，往往不能有条理的阐述几项学术成果，收录论文也不注意新发现的学问研究。新郑年会我提出“帝丘不在濮阳，而在内黄”、“黄帝确有其人”、“炎黄并非一母所生”、“六国洹上结盟史实有误”、“苏秦张仪非同时期人”四个问题，大会未予重视。尤其“帝丘在内黄”，与史念海老会长《中国古都和文化》中的“濮阳帝丘”说相背，论文集不予收录，后被新郑编入《华夏源》一书。2003年年会，我又提出“少昊不是莒国之后，而乃伯益之后”，这本身就纠正了杜预作注《左传》流传几千年的错误论断，而且与会议最后一天展示出土的古文字记载不谋而合，就此仍然未引起学界的注意。2005年郑州年会，除论郑州古都一篇在大会发言外，还写了论古都绍兴一篇，向大会论证了“卧薪尝胆无此事”，“美人西施不曾充当美人计”，主持会议的叶晓军先生对此大加赞许，绍兴的9名学者深受感动，本属学术创新之举，但大会总结丝毫不涉，两篇论文均被摒弃于编辑之外。对搞学问“醉翁之意不在酒”，令人费解。按说就整个会议本身来讲乃属区区小事，可也充分说明学会本身并不注重学术研究的成果，这也就意味着学会不尊学者的艰苦劳动，或者说只重视权威的个人名气，而忽略了有一定学术功底的普通学人的实际成绩。
五、抄书多，研究少
历史上有“殷都河内”之说，因古河内郡设治沁阳，于是有人就往沁阳去找殷都。其实“殷都河内”只指朝歌。今之汤阴以南包括新乡、焦作两市广大地盘均属古河内郡。河内郡治沁阳，而殷都并不在沁阳，指的是河内郡所属最北的朝歌。有位著名历史学教授，称商汤建都于修武、焦作一带的“亳”，地望在沁河之西，似乎又与“殷都河内”对上了号。这个城邑在焦作东北的马村区大陆村，古称攒茅，也同殷都无关，更距沁河尚远，且在沁河之东。
隋唐之前，浚县只有黎山、黎阳山、并无大伾山。大伾山在河洛相会的东南隅。但隋唐学者孔颖达借权威之名气，强行将大伾山从河洛移往浚县东山，改黎阳山为大伾山，移花接木，以假乱真。难为辞书作者误称“两个大伾”，即浚县大伾，河洛大伾，谁也不得罪。既然浚县有大伾山，又有人作文章误导读者，“商兴于伾山”，大伾山往东不足百里的濮阳就是商汤建都之地，并将此说写入《中国历史四字经》。
《中国历史地图集》将“濮阳注帝丘，帝丘注濮阳”亦系抄书所致。帝丘是在濮阳，但不是在今濮阳，而是在古濮阳。今濮阳县城是五代以后才有，而古濮阳城及帝丘城，金朝大定年间由濮阳划入滑县，
1949年8月又由滑县划归内黄，不考察，不研究，置地理演变于不顾，一味抄书，只会误人子弟。
清丰写县志，将历代顿丘都列入清丰境内。顿丘名虽相同，但时间地点不一。诗经顿丘“送子涉淇，止于顿丘”，此乃春秋顿丘，位于浚县屯子乡蒋村附近；曹操任顿丘县令的顿丘，为汉顿丘，在清丰境内；晋代的顿丘郡，治内黄大城村。不下功夫研究，反复传抄，一塌糊涂，这种志书和注解有多大可信度？
六、利用职权，以讹传讹
安阳历史上三易其名，魏国始名安阳，赵国改名宁新中，秦朝又复名安阳。现今有人硬说安阳没有宁新中，利用编撰职权，将谬论塞进安阳县志。
第一代安阳城，历史记载在今城东南43里（实际50余里）、内黄楚旺镇西南30里，即汤阴县任固镇故城村，位于东汉至隋代的古淇水（黄河故道）之北，安阳之阳以淇北得名。时下有人将此城视为汉内黄城，塞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志，河南分卷》。殊不知，第一代安阳城上自魏国下至汉武帝年间，为时155年，而汉内黄城建于汉高祖9年，且在新黄之北，才得名内黄。若以汤阴故城村为汉内黄城，老黄河已消失数百年，怎能以黄河故道来命名内黄呢？真正的汉内黄在旧县村。有人利用职权强行将故城作为汉内黄城，写进《内黄县志》。
七、任何学者及其论著都有局限性。
这是因为掌握资料的相对不完整，学者本人也很难都亲临其境，加之思维能力的限制，因之必然有所局限。史地大家谭其骧所著《中国历史地图集》，系国之唯一。先生将“宁新中”注入安阳市下，方位就欠准确，应在今安阳市东南四五十里处标注之，以区别第一代安阳城并非今安阳。同时又在近安阳市东南同内黄之间标注黄城和内黄，有失确切。其实黄城与汉内黄城并非一地，黄城位于今内黄县卫河以北的田氏乡高城村，在安阳市正东70里。汉内黄城则在今内黄县城西北19里的东庄镇旧县村。它和秦汉安阳城相距20华里。地图的标注：旧县与故城不能重叠，黄城与汉内黄城也不可重叠。我们不好苛求前辈，谭老也不可能对此都实地考察研究，他所标的乃大致性质的方位。但也给后人带来了执，有人就依照此地图作为“宁新中”、黄城、汉内黄城的确切所在。并且误判历史地点，写进地方志书。
中国古老学会创始人史会海先生所著《中国古都和文化》，将朝歌古都史定为18年，就与史实不符。不算殷商和武庚，光是卫国都朝歌即达403年。史老在一篇文章中讲“武乙乃纣父”，武乙实为纣之曾祖父，文丁系其祖父，帝乙才是纣的父亲。曲阜年会我当面向先生提议更正，老会长欣然接受，说：“改也不好改，干脆抹掉这一句算了”，显得非常虚心。
八、学者官僚化，高人一头，盛气凌人
西北有位学者，功底扎实，严谨谦恭，逢会必写论文，忠恳参与学会活动，认真履行学会职责，给人以爽快正直的形象。岂知升迁高位，总以领导自尊，言语举动凌驾于学会之上，目中无人，不可一世，较之已往，俨如陌生的另类面孔，耐人寻味。
另有一学者，实践和时间早已证明，原持学术观点进入误区，碍于情面不愿如实改正，自以为是，要面子不要真理，以官僚应对学术团体，还对去世的学者前辈的人格说三道四。
此等均不可取。
九、开会了事，有始无终
开一次学术研讨会不容易，应该方向明确，贯彻始终。有的把开会当成绩，对学术成果则无人问津，2001年的全国第二届鬼谷子学术研讨会，由军事科学院组织，与会军方有中将、少将及校官，地方有市委书记、市长、县委书记、县长，为时四天，花费数十万，会后军地都未编辑论文著作，召开这种学术会议有何意义？2003年的东方文化研究会，古都学会淇河文化研讨会也是如此，上面没交代，下面没人管，这哪是在搞学术？怎不令对会议持认真态度的学人心痛？
十、有旅游敛钱之意，无执看探索学问之心
2008年春老年学会通知，要在海南举行学术交流会，仔细一算，会务费、食宿会，车船费、参观费竟达五、六千元之多，使人望而却步。此类学会活动名为学术交流，实则组织旅游，变着法儿敛钱而已。有一届鬼谷子研讨会，除当地开支不算，举办方会后还净拿走30万元，这岂不是为赚钱而开会？有损我军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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