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国大事不可不察

党国大事不可不察

（2007年3月15日）

我是一位七十三岁的普通党员，最近一件事心潮难平。2007年《炎黄春秋》第二期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另一篇是李锐的《总起来看我还是比较乐观的》。这两个人一唱一和，中心意思是要把中国共产党变成社会民主党，将社会主义中国改革成瑞典式的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对此，作为入党54年的党员，我亮明自己的态度：第一不赞成，第二坚决反对。谁这样搞，都不行。谢李两人的主张并非空穴来风，《光明日报》所属的《文摘报》就摘转了他们文章的要点。其它是非容后再讲，就单从两人的做法而论就违犯国法党纪。国有宪法，党有党章，明确规定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国体，和中共的党的性质，小平的四个坚持白纸黑字印在书上，谢韬和李锐凭什么打着改革的旗号，以研究学术为幌子，信口胡言，完全否定党和国家走过的光辉历程？此类的学术探索要研究也只能在内部范围进行，公开站出来从根本上反对党的纲领，将此标榜为“民主”，那就无异于鼓动人们到大街上高喊：“打倒共产党！”。这两个人的行动，证明他们是无视国法党纪的“冒牌党员”，利用年轻人的知识贫乏以售其奸。如果我们党允许这样的党员为所欲为，那么党就成了毫无任何约束的“俱乐部”，还有什么战斗力？！

两文连篇累牍，读起来让人生厌，不过他们的错误观点还是明确的。为什么要竭力主张将共产党改为社会民主党呢？从老根上说，恩格斯就不赞成共产主义，他只提社会民主主义；马克思写《资本论》一卷倡导共产主义，三卷就不提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继承者是伯恩斯坦，列宁斯大林才是修正主义者，更不用说毛主席了；瑞典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建成高福利国家，是我们中国学习的榜样。必须严正指出，在淡化政治、淡化理论的今天，这两个“精英”的邪说，很能迷惑一些人，老同志死的差不多了，青年人数典忘祖迷信西方，就给他们留下播种“毒素”的土壤。应该说创建共产主义学说的是马克思，实践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是列宁，而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学说它是一个整体，有其精髓和本质，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邓小平，无一不是如此。撇开宏伟思想体系，抓住只言片语，又不问时间、地点和条件，拿来作为棍子吓唬人，那是政治骗子的惯用伎俩。任何领袖包括共产主义创始人在内，都有其所处的局限性，各有优胜和不足，革命后来人的责任是光大其长，力避其短，将党的光荣传统和伟大使命代代相传，直到理想实现。由此看出谢韬援引的恩格斯：“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那几句话是不正确的。德国工人阶级的叛徒、修正主义的老祖宗、社会民主党的伯恩斯坦正是据此提出：“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机会主义理论，从而窜改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他盗用社会主义口号，却为资本主义效劳，反对唯物辩证法，散布折中的唯心主义，提倡阶级调和，否定社会主义革命，支持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同资产阶级同流合污。瑞典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布朗丁，也是这类货色，背弃无产阶级专政，拥护资产阶级民主，支持帝国主义操纵下的“国际联盟”，外交不结盟，标榜中立，二战中希特勒横扫欧洲，导致社会民主党执政的瑞典亡党亡国。英国工党、法国社会党执政的两国政府，1956年组成联军侵略埃及，遭到全世界的唾弃。社会民主党的政权仍然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政权，被谢韬李锐美化成绚丽的鲜花，无论主观动机如何，也无须听他们自称什么，事实证明这两个人是共产党的叛逆者，是妄图改变党的性质的社会民主党的推销员。区区北极圈内的小小王国瑞典，面积45万平方公里，人口不足千万，地广人稀，资源雄厚，99%的人信仰基督教，高福利赖于它的地理资源优势，它怎能成为具有960万平方公里领土、13亿人口、6000万党员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学习楷模？如果光讲高福利，科威特、文莱比瑞典都还高，那我们中国就只能恢复君主制了！哪有这种道理？政体不同，国情不同，岂可同日而语？！书生的聒噪缺乏起码的国际常识，简直是不懂政治的可怜虫。

谢韬的突出谬论有两点：一是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二是“暴力社会主义山穷水尽”。为了掩盖叛逆者的嘴脸，不惜把共产主义的宗师马克思恩格斯抬出来为自己遮羞。殊不知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精神就是要革命，要翻天覆地，为劳动人民打天下，建设美好社会，使平民百姓享受教育、医疗、住房三大保障，没有这些谁拥护共产党？“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第二国际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叫喊了一百多年，有哪个资本主义国家“和平长入”了社会主义？至今没有一个例证。1950年日共总书记野坂参三也提出过“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立即受到全世界共产党人的严厉批判。因为这种观点不符合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任何资本主义的国家政权都不会自退出权力舞台，所有资本家都很难主动放弃压迫和剥削，把自己窃取的财富拱手让给劳动人民。印尼共总书记艾地同志，曾尝试和平执政，被反动军阀枪杀，50万共产党员血流成河。智利社会党领袖阿连德也想搞和平革命，很快遭篡政军人杀害。叫嚣“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人，都是麻痹人民革命，为维护资本主义统治效力。真相就是如此，岂有他哉！至于“暴力社会主义山穷水尽”的瞎说，那更不值得一驳。铁的事实是：列宁、斯大林领导的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德国、匈牙利的共产党人1918年一度靠暴力夺取政权，东欧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东德也是靠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亚洲的中国、蒙古、朝鲜、越南、老挝，美洲的古巴，哪个不是运用武装斗争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相反，那些迷信“议会斗争”、“和平过渡”的天真书生们，比如法国、意大利的共产党机会主义领导人，二战中两国都有四、五十万人民武装，不去主动夺取政权，战争结束后甘愿放下武器，沦为资产阶级的附庸，放弃革命领导权，害苦了劳动人民，那么社会主义何年何月才能实现啊？！诋毁“暴力社会主义”，咒骂武装革命斗争的人，不过是怕死怕流血的胆小鬼，充其量只能充当资本主义的帮凶、工贼，而为革命英烈所不齿。叛徒赫鲁晓夫曾经竭力非难武装革命，鼓吹“和平过渡”，使很多共产党人上当受骗，伊拉克、伊朗的党员临牺牲前还说：“我们上了赫鲁晓夫的当，赫鲁晓夫是胆小鬼！”

在革命历史的长河中，有胜利，有曲折，有顺利的光明坦途，也有黑暗和弯路，没什么可怕，社会总是要前进的。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全世界共产主义处于低潮，那不是社会主义道路错了，不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不正确，那是政策实施中的缺憾，更重要的是党内出现了叛徒，从内部瓦解了党与国家。赫鲁晓夫搞“全民国家全民党”，勃烈日涅夫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老百姓的鬼话！”戈尔巴乔夫讲：“我一生就是反对共产党的！”，党和国家掌握在这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假共产党手里，它能不垮吗？为什么中国、越南、古巴、老挝还能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前进呢？因为有一批真正的共产党人还在为伟大的事业奋斗。不可否认，也有一少部分人在共产主义低潮面前思想动摇，被国际反动势力吓破了胆，力主抛弃革命传统，改变党与国家的颜色。李锐说：“上一个世纪，第三国际领导革命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东欧已经红旗落地，而第二国际传统的欧洲社会党的国家，社会主义都在生长与发展中”。谢韬说：“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都是左倾修正主义的失败，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还说：“民主社会主义寄托着人类的希望”，“中国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就会开辟世界历史发展的新航道！”这两位披着共产党外衣的理论骗子就是如此鼓吹颠倒历史颠倒未来。还有一位顾准讲：“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知识分子的劣根性暴露无遗，每逢困难挫折临头，他们只会丧失信心，软弱动摇，举起白旗走向别的方面。想一想，我们建党86年，建军80年，有多少先烈为了革命大业，为了共产主义理想，视死如归，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真是成千上万！成千上万！为什么？方志敏讲的好：“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但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再看看陈公博、周佛海、彭述之、张国焘这些叛徒和动摇分子，贪生怕死，苟且度日，摇尾乞怜，向敌人投降，他们显得多么无耻和卑鄙？！战争年代、和平岁月都是一个道理；大浪淘沙，人以群分。

毛泽东出身富农，刘少奇家庭地主，周恩来祖上是封建官僚，朱德乃旧社会的将军，但他们都站在穷人一边，为劳动者谋利益，摧毁旧社会，建设新中国，费尽心血搞社会主义，有些错误也是出于良好的心愿。总书记倡导的“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深得民心，我看也是立足当前中国的实际，考虑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积极解决各种矛盾，把社会引向共同富裕。可一部分文化人、知识分子，总想借题发挥把改革方向搞偏，声称改革不可逆转，谁不赞成改革呀！关键是怎么改？什么样的改革对国家有利，受到广大劳动人民的拥护。有的人他写的文章你不让发表，就说社会主义不民主，可对劳动人民的疾苦毫不经心。社会主义的改革如果不是自我完善，而是另起炉灶，改来改去，不壮大公有经济，光发展私有制，放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意识形态，使共产党堕落为社会民主党，那还叫改革吗？千万不能相信他们那一套。革命和建设过程完全正确永远正确，任何人都做不到，好在对的坚持错了就改。革命有失误，个人受委屈在所难免，庐山会议后的彭德怀，心情好受吗？然而他表态：“永不叛党！”多大的胸怀！而有的知识分子受了打击，对党的领袖恨的咬牙切齿，借用刊物作平台，每天大骂毛泽东，诉共产党的苦，要求按照他们的世界观来改造中国共产党，党若依了他们真要亡党亡国了，事关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途和中国13亿人民的命运，不可不察啊！我认为应该：

一、加强党的重大理论研究工作，重视社会主义思想意识形态，对我党的政治动向及共产主义运动情况，组织专门力量进行探索，适时拿出正确的教材，统一和指导全党全国的思想教育，以推进方方面面工作。万万不可放松思想战线，应做到胸中有数。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不可让几个书生牵着鼻子走，不能让他们扰乱前进的方向。

二、重大决策的制定和工作运行，要请好军师，不用坏参谋。毛主席重用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偏听偏信林彪，给党造成多大灾难？如果多听听陈毅、彭德怀、叶剑英、陈云、张闻天、王稼祥的话，并让这些人执掌大权，那么中国情况要好的多了。

三、面对谢韬、李锐的两篇文章，每个共产党员都应亮明态度，究竟可取不可取？撇开党的章程和国家宪法，个人随便发表文章，这种弄法中不中？从中答出必要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