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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闻编审工作中需要注意的若干问题
王革勋
二00五年十月九日
新闻是信息传媒，是政治事业，它关乎天下大事，社会舆论，同各界民众休戚与共。人常说“政治家办报”、“记者是杂家”，意味着做个好记者、好编辑并非易事。特别是新闻制作过程中的编审工作尤为重要，必须层层把关，避免差错。记者采访来的稿子，编辑要校对，主持人要审阅,分管领导要过目,分量很重的内容，主要负责人还应仔细过滤一遍。使之每条新闻准确切当，引导适度，上头满意，群众受益，获得良好效果。本人参与新闻评论十有经年，就日常涉及所见所闻，深感应该高度关注新闻编审工作，此乃提高新闻质量的重要环节。为推进传媒事业，仅归纳以下几点与同仁共勉。
一、增强政治敏感，坚持正确导向，事关新闻工作者的政治素质，万勿等闲视之。比如，正当“台独”先锋陈水扁上台，群情激愤痛批之际，某报却将陈水扁集团的重要成员、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以优秀科学家之名载文正面宣传，这显然有背于政治形势，偏离党的政策。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能以事论事，因为它涉及到如何对待台独人物的问题。我问编辑部何以如此，回答是转载的文章，转载也有个时机问题。最后找到单位领导，一把手恍然大悟，说这确乎关系政治导向，我们忽略了，今后一定注意，其他人为什么没意识到这个问题呢？老同志一枝独秀。这就说明搞新闻离不开政治，政治敏感强就不会出这样的问题，即使中间链条出了纰漏，只要严格把关也不至于见诸报端。
二、传媒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务必注重思想意识形态问题。报纸、广播电视宣传本身，都属于思想意识形态范畴。新闻事业的工作性质，归根结底是为党和人民的利益服务的。这就决定了它必须坚持党性，人民性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例如诠释《易经》：它乃五经之一，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作,既是部占卜的书,同时又是哲学著作。占卜即是“占事知来”，占卜问事以知未来，其属唯心主义。哲学则为阴阳论、矛盾论，含有朴素的辩证法，即对立的统一。我们赞赏它的哲理部分，而不赞成占卜。有些所谓易学专家借用传媒，说“易经是科学，占卜是科学，风水是科学”，明显不妥贴，被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正直学者斥之为“假科学之名沉渣泛起”。这是有道理的。我党对于传统文化即儒家文化的指针向来是“剔除糟粕，吸取精华”，易经是儒家文化的组成部分当然也不例外。易经丰富了中国的哲学内容，奠定以阴阳学说为基础的宇宙观、人生观，我们需要继承和发扬的正在于此。而对神秘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决不恭维效法，自不待言。
三、摒误持正，把握新闻情节的准确性。新闻采访中有亮点也有误点，须有辨别能力。情节的准确与否又直接与导向有关联，应予认真对待。不宜听之任之，“顺其自然”。电视采访某地专级老同志，其称“我们八路军五十二团”，而且属于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专访，华北抗战自然离不开八路军，但五十二团是解放战争中组建的部队序列，怎么能是八路军呢？既然不属八路军，那又如何涉及抗战？年深日久，老年人记忆不清，或者兴趣昂然说漏了嘴，都有可能，而采访者应该胸中有数。有的把张志新与秋瑾相提并论，说秋瑾反对封建专制，张志新也反封建主义，殊不知前者是反对清朝封建政权，后者是抵制文化大革命的路线错误，岂可同日而语？传媒工作人员采访人物或评论历史事件，应先行熟悉情况，把握关键情节，而后才能达到预期目的。说什么写什么，弄成啥样算啥样，情节一旦失真，导向必然跑题，这是不能疏忽的。
四、杜绝新闻中的人名差错，切忌张冠李戴。关键人物错了，一整篇新闻就失去应有意义。一家传媒负责同志，在北京遇见陶鲁笳，这是位老同志，战争年代曾任太行五地委书记兼五分区政委，离休前担任国防科工委主任。负责同志当面对陶鲁笳说：“陶司令员，你在俺们家乡任过，长辈人至今还讲起你，好想念啊！”并撰文发表。笔者随询问传媒领导，说陶鲁笳从未当过司令，你说的陶司令应是陶国清，他在太行第五军分区当司令员多年，长驻林县城附近，后升任太行军区副司令员、南下军区司令员、山西军区第一副司令员，这个陶可不是那个陶啊，而且，陶国清早已去世，无疑认错了人。还有人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将安阳解放初期的专员程耀吾写为“程跃武”，说毛主席来安阳对他说光文不行还要武呀。人物情节都不吻合，其实要文要武问题是毛主席在文革中于天安门城楼上，对宋任穷的女儿宋斌斌讲的，与1952年的程耀吾没有任何关系。一家小报将护送滕代远夫人过敌占区竟写成“腾代远”，倘后人照抄，以讹传讹，那篇文章本身份量何在？
五、新闻地理因素同样不可忽略。有人认为这是常识问题，出些毛病无关紧要，一篇新闻即便常识上南辕北辙出现笑话，也不好面对世人。把内蒙五原写为“山西五原”，山西祁县写成“岐县”，襄垣误为“襄原”，这都不行。电视将“山西临漪”误写为“山西临沂”，尽人皆知临沂在山东，人家能不笑。晋南有翼城，却写成“邑城”，全国均无此县。唐国强在《延安颂》中饰演毛主席，竟说让贺龙从冀中回来到晋西北太行山去，晋西北哪有太行山哪！岂非笑话。有人写新闻甚至出书，把《诗经》中的“送子涉淇，止于顿丘”的顿丘，注释在清丰县。第一清丰无淇水，第二顿丘有三：春秋顿丘（即诗经所述）在浚县蒋村，汉顿丘在清丰固城，晋顿丘郡城在内黄大城。地址说不清，新闻立足点就站不住，谈何质量品位？
六、以深层次的知识素养，应对方方面面的新闻构成。不仅知其一，尚知其二。既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如此才不致被动，或让人引入误区。比如妇好，通常称“中国第一个女将军”“武丁之妻”，这是郭老研究殷墟卜辞中，发现“妇好”字样多处，还常和军事活动联系在一起，初步得出上述结论。随着史学界、考古界的深入研究，察觉“妇好”系指妇女群体、妇女部落，并非专指一人。“妇好”实乃“子妇”，意即姓子家的女人们，商朝子姓嘛。若乃武丁之妻，武丁有妻三人，她又是哪个妻子呢？如今“妇好墓”中所葬何人？均有待考古发掘出新的证据才能确定。再者，武丁的先人，其父、其祖父、其曾祖父都娶过“妇好”，在商代那样的社会里，父亲婚配儿媳，祖父婚配孙媳，曾祖父婚配曾孙媳妇，令人不可思议，恐怕根本就不可能。尤其目前正处于“申遗”过程中，文化部门不便改口，旅游部门要讲收入，只能不知者为不知，知之者又不便言明，待机而行为好。传媒界应该深知底数，运用自如而不偏废。再如二帝陵祭祖，将人文始祖黄帝之孙颛顼、曾孙帝喾，也定为“人文始祖”，有欠慎重。孙中山《祭黄帝文》称：“世界文明，唯有我先”，敬黄帝为人文始祖，一直延续至今。当然也有尊奉神农炎帝以至伏羲为“人文始祖”的，但无论如何，黄帝之孙之曾孙实难配戴此项桂冠。颛顼帝喾的中肯定位当是“华夏民族的共同祖先”，“中原统一大王朝唐虞夏商周的共同祖先”，否则，历史玩笑就开得过于离奇了。报纸、电视对司母戊铜鼎都作过大量报道，然而皆未将“司母戊”三字展示于世人面前。可《东方今报》就特别注意这个问题，它用专题照片嵌入版面，极其恰当的“画龙点睛”，难能可贵，宜仿效之。
为适应新闻编审工作的需要，迫切需要解决这些问题。方法是：一、强调多学习、多看书、多积累，拓宽知识面，不怕当杂家。有的以专家自居，政治不敏感，常识出错而影响导向，那就很难成为合格的新闻工作者，也损及传媒群体的声誉，切宜戒之。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传统文化等必备书都应该有，传媒单位应建设藏书充裕的图书馆、阅览室，让记者、编辑平时有计划地借阅，遇有紧急需要随时查考，脑子里知识储存丰富了，自能圆满完成所担负的任务。三、不懂就问，多向行家请教，处处留心皆学问。有些学识书上未必都应有尽有，功夫不负有心人，可向专家者求教，也可向专业部门询问，还可接触三教九流，参观展览馆、博物馆，现场探索以求知。如此持之以恒，不懈努力，一定能对做好编审工作有所补益，这是毫无疑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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