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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纯洁内部好建军
五三年下半年到五五年上半年，军队内部开展了审干肃反工作，先审干后肃反，延续两年之久。
当时的背景，党内发生了“高饶事件”。身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高岗，和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区政委、中央组织部长的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在党内搞非组织活动，反对党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旨在推翻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高岗散布“军党论”，把党分为“红区党”、“白区党”，野心勃勃，乘酝酿国家机构变动之机，妄啚窃取“部长会议主席”（即国务院总理）之职，藉以篡党夺权。陕北红军和苏区，本是刘志丹、谢子长、魏野畴、高岗共同创建的，他却归功于一身，以陕北红军创始人自居。位居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还不满足，高傲自大，为所欲为，在东北培植个人势力，追随者竟喊他“高主席万岁”恬不知耻，还在毛主席和斯大林之间，挑拨中苏关系。志愿军伤病员拦车反映意见，他下车当场枪杀。调中央任国家计委主任，他说这是调虎离山，心怀不满。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到中南地区活动，私自封官许愿，分裂党的队伍。在武汉找青年姑娘陪他跳舞，夜晚迫使陪他睡觉。个人主义恶性膨胀，严重蜕化变质，不但拒绝党的帮助和挽救，反而于五四年先夺警卫员手枪自杀未逞，后放火将自己烧死，堪称“死不悔改”。饶漱石也是野心家、阴谋家，抗战时期，他作为华中局书记和军区政委，迫害新四军陈毅军长，于七十里之外电话指挥，斗争陈毅达数月之久，气的陈毅同志说：“你想当政委兼司令员，我情愿让，何苦无事生非地整人？”中央发觉后立即制止，然而饶漱石仍说陈毅历史不清，结果把陈毅送到延安，审查了一年半，还是没有任何问题。建国后全国成立了六大行政区，各地都由大军区兼野战军司令员担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唯独华东是政委饶漱石担任，他向毛主席汇报假情况：“大家都不赞成陈毅”，毛主席讲：“既然如此，你就干吧。”饶漱石担任中央组织部长以后，依然恶性不改，同高岗勾结在一起，打击财经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和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同志。拒不交代“高饶联盟”，只承认“不谋而合”。一九七五年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同时中南军区还发生了“陈光事件”。陈光本为名将，1926年参加革命，1927年入党，平型关大捷林彪负伤，陈光代理一一五师师长，解放战争任四野副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广州警备区司令员，因对评衔不满，生活腐化，甚至提出往香港疗养，达不到目的，遂自杀身亡。
继之，出了一个所谓“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潘汉年一九二五年入党，长期从事情报工作，建国后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党组书记兼副市长。杨帆也是一位老党员，做地下工作多年，解放后任上海市公安局长。此时被人诬陷为：隐藏在党和政府里的内奸、反革命，是国民党的人；说他二人都曾被捕过，接受了敌人布置的潜伏任务，从共产党内部搞破坏，五零年台湾飞机轰炸上海，就是潘杨向国民党提提供的情报。实际上这是一场大冤案，一九八二年才得平反。除此以外，作家胡风就文艺工作向党中央写了《三十万言书》，由此胡风及其学生的一些作品，都被当做“胡风反革命集团”向党进攻的罪证。确实也有混进革命军队内部的敌对分子，公安部宣布破获的《李万铭案》，震动全国。李万铭原是南京解放前国民党的准尉，自称是伪中央大学的失业学生，四九年混入二野军政机关，偷介绍信冒充共产党员，不到三年时间，以伪造红军团长、抗美援朝负伤等经历，骗取组织信任，当上中南军政委员会林业部行政处长，中央林业部行政局长，摇身一变成为地市级干部，在武汉、北京各大学大作其“英雄”报告。并装病住院，盗用工程兵司令部的信笺，以陈赓将军的名义，写信给林业部领导：此人军队还将启用，担任十二军参谋长兼三十五师长，对他要好好照顾。李万铭寻思还没坐过飞机，又制造假电报，搭机飞往兰州出席西北高级军事干部会议，一下飞机被甘肃省委一常委生疑将其监视起来，经询问总参、总政，师以上干部名单内从无此人，也无开会之事，随露出马脚。而后肖华向中央作了专题报告，比拟沙皇俄国的《钦差大臣》，对我们简直是莫大的讽刺。作家老舍据此写了《西望长安》剧本。说明我们的党政军的某些单位，麻痹轻敌到极点，大有审干肃反的必要。
以此为起因，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安阳军分区党委抽调十多名干部，组成审干肃反办公室。通过审查干部档案、学习文件、检举揭发、坦白交代、内查外调，确实搞出了不少问题。五四年从濮阳分区合并过来又任安阳军分区副司令员的张明镜，因隐瞒家庭历史问题，被停职送交河南军区，弄清问题后离开部队。汤阴武装部长张峻山，原系某部连指导员，四七年刘邓大军南下，他贪生怕死，将一个整连解散，骑马返回原籍滑县，四八年下半年目睹形势好转，又隐瞒丑恶历史，偷了党员介绍信，以营教导员身份和掉队为名，混入冀鲁豫党委党校学习，由正营级县人武部长晋为准团级，审查后报请中南军区党的检察委员会决定：开除党籍、军籍、资遣回家。分区吴玉阶副政委向其宣布处理决定，本人认为偏重，要求复议，吴副政委说：“不是组织无情，是你对党不忠诚，你临阵逃脱，垮了一个连，战时该遭枪毙，这还算从轻发落，自作自受，罪有应得，你够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的资格吗？”张峻山低下头来再无话说。长垣县武装部一个副部长，被敌人俘虏，为敌人当兵，还为他娶了小老婆，虽后来归队，但却未向组织交代这段历史。一个三八年入伍的指导员回家探亲，被老婆阻拦，在家滞留一个月，脱党脱队，直到五六年才重新入党。分区一个作战参谋，四一年参军，四三年脱离部队，四七年又归来，同志们批评他，环境恶化就走，胜利在望即来，这是投军命的机。一位军械参谋，入伍前在家参加过反动会道门，隐瞒多少年，审干肃反时才作了交代。有一个外边来的会修打字机的人，常来分区文印室修理打字机，军队地方两方配合审查结果，原来他是从香港派遣进入大陆的特务分子，你说危险不危险！没有敌情观念能行吗？我姑母婆家的哥哥，国民党时代在淇县民众自卫总对当过大队长，解放后潜逃新乡，我同在山西太原工作的表兄联系，向地方政府作了检举，后来此人被政府判刑处理。至于战争年代，弯腰躺倒的、离队自由行动的，后来又参加革命的同志，历史问题都得到澄清，作出了相应的结论。
不过审干肃反过程中，也一度产生过左的逼供现象。分区兵役科两个同志，供出个“反共铁血团”，说是国民党的地下反革命组织，牵连部队地方多人，有的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被拘留、控制、审查斗争。逼的不行就把熟人、同学，都编造成“反革命”同伙。实则子虚乌有，一个宣传干事，他的父亲怀疑并检举他是三青团骨干分子，这个同志顺水推舟，说介绍他加入反动组织的，叫雷公咀，三番五次调查，从无此事。他本人还诚惶诚恐，同志们劝他：你不要害怕，把问题说清楚了，前途是光明的。他说：“我是特务分子，还有啥前途哩！”令人啼笑皆非。那几年部队跳舞之风盛行，军队的、地方的，一到晚上俱乐部满是人，谁知道哪一位供出个“舞蹈联谊会”，被当做特务外围组织株连了全安阳市很多人。相反，打字员钱毓芳同志，就很坚强。由于姓顧的修理打字机的特务分子，免不了与他接触，他哪里知道姓顧的是个特务？而钱毓芳被怀疑为特务的发展对象，连续斗争几天几夜，站累了躺下，拉起来站立不住再躺，始终没说过一句假话，确实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好同志。
总之，审干肃反查出一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弄清了一批干部的政治历史问题，纯洁了革命队伍，有利于人民军队的建设。至于发生的偏差，本着“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冤枉一个好人”的方针，实事求是，落实定案。对错斗、错批的，都一一进行甄别，作了妥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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