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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党史出版物方面的若干问题和建议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
党史、革命史加回忆录，以及同其相关的人物传记，都是反映我党工作历程的重要文献，也是承前启后对我们的后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宝贵教材。近几年来我阅读了一些由中央党史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河南人民出版社及其它各类出版社刊行的这方面的出版物，感到其中存在不少值得引起重视的问题，大有改进编审工作的必要。须知“千年文字会说话”，一旦讹错流传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谨向有关方面作些情况反映，也顺便提出若干建议，供作参考。
存在的问题是：
一、党史记载时间不准确，背景不清楚。比如：邓小平1945年6月，由内黄沙区出发，经浚县、汤阴、过卫河、淇河到淇硬驱全寨，往延安出席党的七届一中全会。而河南人民出版社刊行的《燎原》丛书第一期《护送邓小平同志回延安》，则安阳地区革命回忆录第一集《护送邓小平回延安》，则写为1943年5月，邓小平由冀鲁豫经太行往延安，向毛主席汇报对敌斗争情况。一些市、县的党史、文史资料发表的《调虎离山过淇河》、《邓小平微行敌占区》、《护送邓小平同志》，多数又将此行写为：1943年5月，邓小平返回太行根据地；有的又写为：1945年5月，邓小平回延安向毛主席汇报工作。严格来讲，表述都不够确切。
二、史料有误，照抄讹传。1943年7月，我八路军冀鲁豫军区部队，发起“卫南战役”，在滑县南部消灭日伪二十四集军暂编第六军杜淑部主力5600余人。而徐深吉将军的革命回忆录《抗日烽火》，记载的是卫南战役消灭了杜淑的日伪二十七军，史料明显失实。结果某些县市的党史资料，就照抄《抗日烽火》，也说卫南战役消灭了二十七军，而且写成大块文章，造成以讹传讹。实际上，卫南战役和二十七军没有任何关系，日伪汉奸部队也没有二十七军，只能是消灭第六军。当然桂涉曾任一战区豫经总指挥兼专员，在山西陵川曾依附过刘进的二十七军，但杜淑所部不属于二十七军。1943年5月日寇扫荡太行山，新五军、四十军投降日本，二十七军溃散，军长刘进逃往黄河以南。杜淑投降日本后，即任暂编第六军军长，为何要和二十七军纠缠在一起？
三、作为编书人，有的老同志态度不严谨，青年人功底差，一错再错的现象多有发生。1945年9月20日，冀鲁豫军区九分区司令员兼政委（后为一纵付政委）张国华中将率部攻打淇县城东十二里的西岗据点，激战一天，全歼日伪浚滑淇汲四县总指挥牛英德两千人。而山东大学印行的《冀圈豫边区革命史》却如此记载：第一纵队一部转向攻打淇县城东之重要据点钜桥，经一夜战斗，全歼伪浚滑汲四县总指挥牛英德部1000余人。时间不对，一天写成一夜；地点不对，西岗写成钜桥，而前者属淇县，后者属浚县，两地相距三十余里；歼敌数目不对，是两千人，不是一千人。虽经笔者郑重指出，但河南人民出版社印行的《河南近代大事记》，仍然照抄《冀鲁豫边区革命史》：九月二十日，冀鲁豫军区部队于淇河西岸钜桥、西岗一带歼灭豫北伪军浚滑汲淇四县总指挥牛英德部，生俘伪副总指挥以下官兵千余人。明明和钜桥没有任何关系，还要坚持。而且只有西岗才位于淇河西岸，钜桥则位于淇河东岸。
四、光编辑、不审查，造成党史情节的重大错误。1948年3月20日，国民党十二绥区付指挥官，兼河南保安二旅旅长王三祝，率领所部及淇县还乡团杨富部共两千余人，攻占我淇县城造成解放区军民遭受重大损失，枪杀我方48人，抢粮868石，挟持群众外逃1000余人，事后太行五专署向上级写了《辉淇敌灾报告》。而河南人民出版社印行的《太行抗日根据地·一》，竞将《辉淇敌灾报告》的时间，写成1943年4月23日，署款为晋冀豫四专署，列为抗日战争时期的文献之一。这就大错而特错了。48年变成43年，解放战争变成抗日战争，太行五专署，变成晋冀豫四专署。淇县、辉县都归太行五专区，而同四专区无涉，同时晋冀豫这个名称，解放战争时期已不存在，怎么会错到这种程度呢？况且淇县城，在八年抗战期间，国民党军、八路军都未攻占过，那么是日本人打日本人占领淇县城吗？这个敌人是谁呢，撰稿人和主编者的党史功底必须加强。
五、革命老人年事高，年兴日久记不清，也会产生出版物的差错。四野十三兵团司令员、安新战役的指挥者程子华上将，其回忆录中写道：新乡守敌41军，在军长李振清率领下投诚，接受改编。这个回忆就不符合事实。他是亲历其事的主持人，新乡守敌40军，而并非41军，41军1947年就调往黄河以南。40军军长李振清1949年春天已乘飞机逃往南京，后任蒋军驻澎湖列岛司令官。新乡40军投诚是1949年5月5日，经过谈判达成协议实施的，这时怎么会有李振清呢？实际是在付军长李辰熙率部投诚。然而一般都认为程子华将军是第一手材料还能有错？！所以，解放军出版社印行的《独脚虎将》一书，引述前平原军区付政委谢良将军的回忆，也称：新乡国民党守军40师（应为军）在正付师长李振清、李辰熙率领下向我军投降。这样错抄下去不得了啊？
六、主观猜测，想当然，编写的党史问题更大。1988年北京知识出版社，出版了一部《林彪传》，作者叫林青山。他写道：“1931年1月下旬至在月下旬，林彪和罗荣桓率领的红四军，在五十多天的战斗中，先后取得了磨新角、新集、双桥镇等战斗的重大胜利，歼敌一万多人。其中双桥这场战斗，全歼敌第三十四师，活捉师长岳维峻，使根据地西部恢复到黄安、麻城以南，北面发展到光山、罗山城郊，东部恢复了六安、霍山、英山……，整个鄂豫皖根据地的人口，已达到二百余万，林彪率领的红四军已发展到一万五千人”。还说：“四月上旬……，中共鄂豫皖特委……决定由林彪的红四军主力部队，连夜突击赶到皖西……，反围剿胜利后，以将警卫师改编为十三师，全军共四个师，两万余人，成为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周恩来亲自统率的主力部队”。这简直是信口雌黄，弥天大谎。1931年元至六月，林彪是中央苏区第一方面军区四军长，在整个土地革命战争中林彪的这个红四军，从未到鄂豫皖苏区，他怎么能在鄂豫皖纵横驰骋？而鄂豫皖1931年元月至四月另有一个红四军，军长是旷继勋，政委余笃三，参谋长徐向前，这个红四军由两师、三师而后发展到四个师。林青山描写的鄂豫皖战斗场面，就是这个红四军打的，这同林彪率领的红四军没有任何联系。作者把江西苏区和鄂豫皖苏区两个不同的红四军，硬混在一起，在还让林彪率部到鄂豫皖战斗场面，怎么可以如此胡编党史、军史？出外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七、写错人名、地名、部队番号屡见不鲜。河南人民出版印过《一个怪物孙殿英》的书。把一个写成两个人。一处说“路传远，原是孙殿英……让他过去的旅长路朝元……”实际两路本系一人。路朝元是路传远的转章，原名就是路传远，字厚斋，先为孙的涉县警备司令，受孙殿英指使于1939年投降日军，任日伪二十四路军司令，又改编为日伪二十三师，先属日伪新五军、第六方面军又改归日伪四十师、第五方面军，在内黄、滑县、汤阴、淇县、浚县、延津等地，配合日军扫荡的就是这个路传远，人们不知底细，叫成成朝元，无论如休，一个人变不成两个人。这本书中提到王天祥起义，地点在淇县七峪，也是抄自《革命起义录》一书，实际是林县七峪村。还有抗战后期“汪精卫改编庞炳勋为第六方面军、孙殿英为第五方面军”，这种写法也有误，其实庞乃第五方面军，孙系第六方面军。
再者，中州古藉出版社出了一本《革命先驱杨介人》，必于焦作古今人物丛书。杨介人是安阳党的创始人，并担任过卫辉地委书记，还曾在焦作、沁阳一逞进行革命活动，1936年遭敌杀害。在这本书中，也把吴丹坤、吴丹青写成两个人。一处写：“1927年春节，杨介人派地委干部、共产党员吴丹坤（即吴丽泉）回朱藉浚县农村”；另一处讲“1927年4月，共产党员吴丹青（杨介人）分配到淇县，开辟党的工作。”实际上就是吴丹坤一个人，没有吴丹青此人。吴丹坤1925年入党，1927年4月任中共淇县县委书记，还任国共合作的淇县国民党党部书记，后脱党。
八、不调查，不考察，不对照有关资料，仅凭个人访问口述，就写党史、军史，实在遗误后人。有个县党史办出一本《地方中史话》，说四十军暂编第九纵队中将司令，国民党立法委员王三祝，1949年2月28日率所部4000人进攻林县南部马兰山一带，遭我部队、民兵痛击林县。还有的党史资料说时间在三月中旬。试想，王三祝3月19日尚在新乡，2月28日，或3月中旬，他怎么可能进攻林县马兰山？另一县的《大事记》，称王三祝此举，是为了经林县再逃回新乡。这就更离奇了。他为了垂死挣扎逃出新乡，企图入林县，进山西，经晋南渡过黄河，他为什么要回新乡呢？进攻林县的确切时间应在3月25日以后，进攻失败后，3月31日晚上窜进安阳南关。
九、编辑党史、文史不审核，撰稿人写什么，就印什么，主编者、出版者都不承担任何责任，这就是造成此类出版物差错繁多的主要原因。最近某市新出一本文史资料，将刘邓大军1947年6月30日至7月4日南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写成“1948年春天”，还将1945年9月晋冀鲁豫军区七纵队二十一旅长况玉纯，写为“况玉强”。某大军区编印了一本《党史资料征集工作手册》，1947年2月23日至5月25日的《豫北攻势》，写成除解放豫北的濮阳、封丘、延津、原武、阳武，攻克淇县、汤阴、浚县、滑县直逼安阳，消灭第二快速纵队、暂编第三纵队、及国民党地方部队一部外，“又向东扩大战果，至二十八日，先后收腹郓城、鄄城、汶上、巨野等城”。既然豫北攻势5月25日即已结束，刘邓大军6月30日强渡黄河，那么黄河东的鲁西南的四个县城的解放，怎么能列为豫北攻势的范围呢？如此的文字表态是经不起推敲的。
因此，我提五点建议：
一、从事编辑党史的所有工作人员，要多学习党史。从全国到地方的党史框架和具体内容，都应该熟悉，这样才能胸有成竹，不出偏颇。
二、编辑党史、多搞调查研究。大小事件、人物、情节、时间、地点、正面、反面，打到砂锅问到底，都搞确切了，写出的东西就准确，就有份量。
三、党史撰稿人，要以高度的革命事业心和严格的工作责任感来对待此项工作。不轻信他人口述，不照抄错误的的资料，不以猜测代替考证，大量占有无误的素材，拿出精品献给后人。
四、党史的主编人要切实负起责任。编书要审书，正确的肯定，错误的纠正。不能吃粮不管事，把文章集中起来万事大吉。主编人的知识面必须宽厚，多注意学习，不然有问题也审查不出来。主编有名义上的主编，也要有负实际责任的主编，出了问题要追究。党史、革命回忆录，特别是地方党史、文史资料，再版的可能性不大，一定力争最大限度地减少毛病，切不可将谬误流传世人。
五、党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各级出版社，对党史、革命史、回忆录、志书的出版，也要采取严肃慎重的态度。光印书不审书，那叫什么出版社？等于一个印刷厂。难道出版光是为了赚钱！一个出版社出的书，要表明自己的权威性，政治性，正确性，出书要对党对人民负责。出版了含有错误的书，出版社的总编、审编该负什么责任？你不是西方的出版社，也不是港台的出版社，而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出版机构，要讲究书的质量。不能谁给钱就给谁出版书，也不能对自己出版的书不负责任。
最后建议国家新闻出版署，应该针对这些问题搞个基本规范，以改进各个出版社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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