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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文论新补
统一神州赖此人
——论殷辛王的伟大功勋
2002元月22日
暴君说难服后人
古往今来评说商纣王(商定都殷，商纣王即称殷纣王)，大致都离不开暴君的范畴，许多史书与文艺作品，均将他描写成残酷暴虐的典型。主要罪名是：听妲己之言，杀大臣比干，囚文王姬昌，搞肉林酒池，不祭祀天地等。
所谓最早的“历史文件”，莫过于(尚书)即(书经)。它说商纣王错乱天命，纣王的哥哥微子启专门写了文章，并且告诉他们的叔父比干和箕子。还说商纣王砍涉水老人的膝盖骨，挖了贤人比干的心，听从妇人妲己的话。后人对商纣王的描述，大多源于(尚书)，并逐渐发挥。
应当指出，对如何评价商纣王，两千多年以来一直存在争议，很多人不相信有关史书的记载。
春秋时代，孔子的学生、河南浚县人端本赐就说过：商纣王的罪名，未必像传说的那样厉害，是因为君子鄙视小人，把天下不好的事都集中到他身上了。
宋朝人罗泌认为：说商纣王大造宫室，筑肉林酒池，宠信女色，囚禁贤人，残害忠良，将商纣王同夏桀王说的一模一样，夏桀王的罪恶就是商纣王的罪恶，这都是出于模仿。实际上形成一种模式：夏桀王有肉林酒池，商纣王也有肉林酒池；夏桀王宠信妹喜，商纣王宠信坦己；夏桀王囚禁成汤，商纣王囚禁姬昌；夏桀王杀关龙逢，商纣王杀比干。台湾学者柏杨说过，像是从一个模子浇出来的，就连炮烙之刑，本是夏桀王发明的，也硬给商纣王安到头上。说明周朝的宣传家造谣惑众，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不择手段。
近代史学家顾颉刚撰文认为：传说的商纣王的罪过，．是层层积累发展的，时代愈近，罪名愈多，也愈不可信。他考证后认为：妲己的形象，源于西汉末年的《烈女传》，纣王淫暴的情节，源于周人为达到某种宣传目的所进行的人身攻击，并被后人尽情渲染。换句话说，加于商纣王身上的所谓“罪状”，多为不实之辞。
我国伟大的历史、考古学家，原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1959年6月来安阳考察时，曾题诗为商纣王鸣不平：“我来洹水亿殷辛，统一中州赖此人；百克东夷身自殒，千秋公案与谁论”，指出商纣王大功一件，就是统一中原神州，大有翻案之意。
成败论千年冤案
问题在于正本必须清源。只要认真研究一番中国的史料，就不难发现，实际上“中国没有一部清清楚楚正正派派的史书……所谓正史，不过是—大堆鬼话连篇的史料，写史书的，除了歌颂权势外，别无他念”(柏杨语)；“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做史是本朝的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做史的是别朝的人，便很自然地贬斥异朝的人物”(鲁迅语)。
先以歌颂《尚书》而沦?怎能作为真正的历史依据?所有古今文(尚书)，自三国以来，已被历代学术界定为伪作。有关商纣王的记载，即便有一句两句属真，也是源于周朝的恶意宣传。以商纣王的命名而言，他本名受德，帝号辛王，受德在世之日，并无纣王其名，这是周朝灭商之后，周武王强加于商辛王的，意在万恶不赦，这种历史有何真实可言?
中国历史上，写历史人物都是以成败论人，“胜者王侯败者贼”；凡成功的一切都好，凡失败的一塌糊涂，商纣王是亡国之君，自然罪孽深重，周武王是胜利之酋，一切功德无量。只有这样，似乎才合乎逻辑。《战国策》“李斯说秦王篇”中说周伐商时商纣王的军队把淇河、安阳河的水都喝干了?这能是真的吗?国民党军队800万，人民解放军600万，谁见过喝干一条河，无非是信口雌黄、借题发挥而己于，居然也有人援引这些谎言著作史书，汉末年有个王莽，史学家班固、班昭兄妹写《汉书》，把王莽说得很坏。毛泽东讲“班固、班昭他们吃的是汉朝的饭，给汉朝说几句好话；把王莽说成怎样坏，其实王莽也不是怎么一个坏人……我们现在研究王莽，要拿很公平诚恳的态度来研究的，均田制是王莽提倡的，可见他注意到农民问题了。”即使对王莽，也有个成败论人的问题，王莽不失败，他们会把他写成那样坏吗?由此可见，很多史书的记载是不正确的。因此，以它为根据来谈论人物的是非，是极不公正的。凡是照抄古书而评论历史人物者，大都缺乏用唯物主义来研究历史的客观态度。
至于反映有关商纣王问题的那些文艺作品，更不足为据。
去浮尘功当鼎铸
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生产发展的历史，先进的社会意识对社会起着推动的作用，落后的社会意识对社会起着阻碍的作用。按照这个观点评价历史人物，不是一般地看他的个人行为和动机，而是看他在伟大的历史实践中的大方向和实际行动，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还是阻碍社会向前发展。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应根据生产发展，社会进步，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实事求是地评价商纣王。商纣王的功绩何在呢？
首先，讨伐东夷，保卫了国家的安全。商朝末年，居住在江淮之间的夷人逐渐强盛，在商纣王曾祖父武乙时代，就不断向中原地带扩张，直接威胁商朝的后方。历史上商朝曾多次出兵东夷，商纣王即位后，继续对东夷用兵打退了东夷的扩张，使商朝的势力到了长江以南的福建沿海。商纣王灭了东夷，把领土扩展到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一带，铲除了商朝的祸患，保卫了国家的安宁。
其次，传播华夏文化，对中国社会发展做出重大的贡献。夏朝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国家，商朝是第二个国家。到了商朝，农业、畜牧业较夏朝有了很大发展。农作物有了谷、稻、麦、黍、稷，农田整修方方正正。商朝祭祀一次用牲畜，少则四五百头，多则上千头，说明畜牧业发展很快。商代手工业特别是青铜工业，已经相当发达，安阳殷墟出土的铸铜作坊面积，在一万平方米以上，能铸造两吨重的大铜鼎，并使用铜贝作货币，仅武丁妻子妇好墓中就出土陪葬青铜器400多件。尤其到了商朝末年，随着国土面积逐渐扩大，生产的发展，商品交换也达到了—个新的水平，中原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的生产技术和产品传到了东南沿海地区。最突出的，商朝有了严密规范的文字：甲骨文，单字近5000个，对祭祀、占卜、写作、信息交流起了重要作用。灿烂的青铜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商朝经营东南之后，中原的先进文化成果自然传播到这些地方，无疑对当地生产、社会发展，是个极大的推动，促进了民族融合，巩固了东南和中原的统一。郭沫若的诗讲述的最贴切：但缘东夷已克服，殷人南下集江湖，南方因之渐开化，国焉有宋荆与舒。
再则，解放大批奴隶，促进了商朝的生产和社会变化。商朝原先对奴隶是很残酷的，祭祀天地要杀奴隶，祭祀祖先要杀奴隶，奴隶主死要奴隶殉葬，建筑宫殿、家庙也要用奴隶奠基，奴隶不如牲畜的价值，可以任意宰杀或活埋。仅安阳发现的几个屠杀遗址中，被杀奴隶就达5000人以上，多数不到20岁，有的还是儿童。但是到了商纣王时代，这种情况大有改变，一般不再屠杀奴隶，就是抓来的俘虏，也不杀害。一是让他们从事田间劳动，进行集体生产；二是让他们参加军队，用俘虏补充兵源，履行征战和守土之责。郭沫若对此作了充分的肯定，说商纣王太暴虐是不符合事实的，他倒是奴隶解放的前驱，解放了大批奴隶的生产力，促进了商朝社会的发展。
还有，囚姬昌于羑里，维护了商朝西部的领土完整。商朝与周人的激烈矛盾，源于周人的向东扩张。出于保护商朝稳定，巩固西北边防的需要，才囚禁周文王。周人原是个小部落，后来南迁到岐山县一带，称为周原。从周人祖先古公亶父(后人追号周太公)开始强盛，改习俗，建宗庙，开垦荒地，发展农业。姬亶父生三子，长子太伯，次子仲雍，奔往江南，即后来的吴国之祖。三子季历于武乙34年，向商朝进贡，35年进攻位于陕西、宁夏、内蒙结合部的鬼戎，文丁二年攻击燕戎，四年又攻外蒙境内的余无之戎。商朝此时任姬季历为牧师(畜产部长)，负责管理全国的牲畜。随着势力的壮大，姬季历竟然忘乎所以，目无国君，为商纣王祖父文丁所杀。到了公元前11世纪，姬昌(也就是后来被周武王追封的周文王)被商朝封为西伯侯，即三等诸侯周国的首领。姬昌的周国作为商朝的属国，先控制了同是商朝属国的从山西平陆到陕西大荔一带的虞、芮两国，往西灭了商的属国甘肃灵昌县密须国，又灭了陕西兴平附近的犬夷，和西安西南的崇国，以后又将周人的居住地从岐山迁到崇国境内，号曰丰邑。往东进攻到河南沁阳的邘国和山西长治的黎国，已经危及商朝的千里之邦，严重威胁京都(朝歌)的安全。在此种情况下，商朝怎能坐视不理，为了制止周人的东扩，巩固西北边防，纣王遂将姬昌囚禁到河南汤阴羑河之南。试问哪个大国能容许它的属国或者一个省将地方军队开到首都附近。囚禁叛逆的属国头目，商纣王何罪之有?!不但囚禁合情合理，就是照例像他的先人姬季历那样被杀掉，也不为过。商纣王没能看穿姬昌的阴谋，又把他放回陕西。岂知周人亡商之心不死，姬昌的儿子姬发(周武王)，接着又拉拢其他诸侯国，会盟孟津，继续反商，纠合陕西、湖北，以及川鄂边、川陕边的庸、蜀、羌、微、卢、彭、濮等八九个小国，乘商纣王的军队主力在东夷前线，后方空虚，打着举义的旗号，渡黄河而北，牧野一战终于灭商。
另外，清除内患，镇压了商朝上层的政治反对派。商纣王时代既有外患，又有内忧。外患是周人诸侯国的扩张和进逼，内忧有国内上层存在政治反对派，这都给他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反对派就是比干、箕子和微子。早在当初确定王位继承人时，王室内部就存在意见分歧，帝乙决定立帝辛(子受德)，也就是商纣王，而箕子(子胥余)他们主张立微子(子启)。商纣王即位后，比干、箕子、微子三人勾结在一起，惟恐天下不乱，联合对付商纣王，形成政治反对派。加之商纣王蔑视陈规陋俗，不顾贵践高下之分，娶奴隶的女儿妲己为王后，并且委任地位低下的奴隶以要职，本属革新社会的进步措施，却总遭到反对派的无端攻击。实际上他们还充当了周人在商朝的内应，于是商纣王杀比干，囚箕子，微子畏罪逃跑。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讲得很透彻：为什么纣王灭了呢?除了“征伐东夷俘虏太多，消化不了，俘虏政策做得不太好”造成失败以外，再一个原因，主要是商朝内部出现了“反对派”、“汉奸”，代表人物就是比干、箕子、微子三人。周武王第一次到孟津观兵，回去后，又用两年时间整饬军备，他说：“可以打了，因为有内应了”。纣王失败了，也是个英雄。用郭沫若的话讲：“武王克商实侥幸，万恶朝宗集纣躯，小原文化殷创始，殷人雀巢周鸠居。”殷入创造的灿烂文化被周武王侵吞，难怪后人呜不平。
最后，商纣王创造了中华民族大统一的雏形。由于中原文化逐渐发展到东南，加速了中国历史前进的历程。商朝由原居黄河中下游地带，逐渐拓展到具有广阔的强上，商纣王时期的统治区域，已经拥有如今的河南、河北、陕西、甘肃、山西、山东、江苏、安徽、内蒙、宁夏、四川、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达17个省区之多，还有很多臣服于商朝的少数民族。所以郭沫若在安阳写诗：“秦始皇帝收其功”“同伦同轨复同书”“淮知溯流探其源，实有殷辛开其初”“殷辛之功迈周武，殷辛之罪有莫须。殷辛之名当恢复，殷辛之冤当解除”。他还说：“商纣王对于我们民族的发展是功不可没的。有一个很宏大的事件，便是经营东南，这几乎为周以来史家所抹杀，在我看来
，比较起周人的翦灭殷室，于我们民族的贡献更要伟大。”这是郭沫若从研究甲骨文的卜辞中，经过考证得出的结论。毛泽东对此曾有精辟论述：“商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这就是说，先有向纣王的17个省区的初步统一，然后才会有秦始皇36个郡的大统一，商纣王是最早统一中国的创始人，他的功劳远远超越周武王。商纣王为中华民族的统一，为中国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建立了不可磨灭的伟大功勋。
高峰论坛硕果累累
（2010年5月14日）
参加了本次论坛我深有体会，收获不小。这次高峰论坛我认为开得很好，就我个人感受简单总结为三句话。
1、这次会议办了两件事。一是深入传播了鬼谷子文化，从文献研究上再次确立了鬼谷子确有其人，不是虚无飘渺。二是大致梳理认证了临漳就是鬼谷子故里问题。树立两块碑，盐食村的“鬼谷子诞生地”碑和谷子村的“鬼谷子故里”碑。
2、会议明确丁三个原则。尊重历史，尊重事实，重在研究鬼谷子文化的原则。
3、为鬼谷子文化研究拓开了一条思路。在鬼谷子文化研究上要把宗教里的鬼谷子、民间传说的鬼谷子和历史上的鬼谷子区别开来。
提出三条建议：(1)把研究鬼谷子文化和研究邺城文化紧密结合起来。(2)把历史文化的研究和文化、旅游景点的修复紧密结合起来。(3)把历史文化的研究同临漳县的长远发展大计结合起来。最后，即兴赋诗一首，表达参加本次高峰论坛的深切感受。
寻访鬼谷子故里
百名学子聚一堂，纵横研讨入临漳。
升华王诩大好事，未来邺城更辉煌。
(作者为中国先秦史学会鬼谷子研究分会
常务理事)
浅析鬼谷子文化的精髓
王革勋
二0一0年十月三日
鬼谷子文化博大精深，它是先秦纵横家实践经验的理论巨著，是改造旧社会建立新秩序的舆论工具，以政治谋略研讨作为思考的中心，而且阖闢翕张运用自如，兼具纵横、儒、道、释多种思想，对当今政治、军事、外交、商贸、公关、决策等各个方面，无不有所裨益。那么鬼谷子文化的核心、精髓是什么呢？我认为归纳集中起来，只有一个字：智。就是智慧。何以见得？
第一，
现有《鬼谷子》十五篇，从前到后，由16个“智”字贯穿全书，即是证明。
所谓智，就是讲智慧、讲智力、讲智谋、讲智术、讲智育、讲智囊。人们常说:“足智多谋”、“急中生智”、“智勇双全”、“吃一堑长一智”，突出强调智慧就是这个道理。儒家文化中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将“智”列入其中。我国教育方针施行“德智体”并重，智也占据重要内容。可见大到治国，小至理家，均须有智慧富于其中。
第二，《鬼谷子》原著，探索的顶峰学问在于“智”。
鬼谷子讲：“天地之化，在高于深。圣人之制道，在隐与匿，非独忠信仁义也，中正而已矣”，还说：“圣人所贵道微妙者，以其可以转危为安，救亡使存也”。什么意思呢？“天地之间，文化强调高深；治理人世间讲究隐秘与藏匿之术，不能光讲忠信仁义，还有更适中而比它还正确的办法。圣人学问微妙之处，在于它能变危险为安稳，挽救灭亡以图存”
。这就是说，鬼谷子文化的要害，是“学问高深，救亡图存”。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智慧呢？
第三，《鬼谷子》的诸篇内容，无不充满“智”者之神。
《捭阖篇》讲“思虑智谋”。军事家、政治家运筹于帷幄之中，指挥于千里之外，岂不是大智大谋吗？
《反应篇》“圣人所诱，愚智事皆不疑”。说的是领导人有感召力，能够一呼百应而不疑。此篇主张“与人交往不可先摊底盘，不然人家就会抓住把柄”。国家一位领导人访日，人问钓鱼岛如何办？他答：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去解决吧，他们比我们聪明。这就损害了我国的主权，外交上造成被动。有一位总理访问越南，公报将“南沙、万安群岛”分开，也给人留下漏洞。
《内楗篇》说到君臣上下远近亲疏，“或结以财货，或结以采色”，即以官位、金钱、美色为手段。1930年的中原地区闫冯蒋大战，冯玉祥的西北军前线突变，
蒋介石封以河南省主席，拉走了韩复渠，又用重金收买了石友三，两员大将的倒戈，导致蒋胜而冯败。平庸之辈干不成大事，赵国长平之战损兵40万，乃是重用了只会夸夸其谈的赵括所致。
《抵隙篇》里的“防患于未然”，讲预见性。改革初期，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长此以往，分配不公，势必造成两极分化，于是科学发展观遂之出台。
《飞钳篇》“量智能”、《忤合篇》“自度才能智睿”、《揣篇》“圣智之谋”，都是讲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十年内战时期，前四次反围剿，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地下人员钱壮飞，提供了准确的情报；五次反围剿情况有变，战术失误，就必然失败。
《摩篇》讲军事上的“出其不意”，就很有学问。你打正规战，我以游击战对付；下雨了，敌人休息我进攻；过节了，敌人不动我出动；你睡觉了，我当夜老虎。
《权篇》“智者不用其短，而用愚人之所长”、“不用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工”，一言以蔽之，注重扬长避短，以弱胜强。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基地”组织越战越强，也足以说明。不能笼统讲战争。谁愿打仗？打仗是要死人的，受损失的。许多战争是逼出来的，日本侵略中国，咱打不打？印度侵略西藏，我们不自卫反击？中国领土主权受到威胁，能无动于衷？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得具体分析。
《谋篇》的“智者事易，而不智者事难”，《本经阴符七篇》的“以不测之智”、“虑深远则计谋成”，还提出“智通万事，才能高境界”，“足智多谋的人，是不断学习提高的结果”。《中经》尚讲“制人握权”。所有这些都从不同侧面专讲谋略，集谋略思想之大成，非贤者不足以治国平天下。《易经》主张“阴阳论”，《鬼谷子》也蕴寓阴阳论。什么是阴阳论？就是矛盾论。大自宇宙、人世间，以至万物，都存在着矛盾，即对立的统一。就是说，用对立的思想方法论去观察问题、处理问题。
综观鬼谷子文化，智慧无穷，使人别开生面。难怪清末民初思想家梁启超赋诗：“我欲青溪寻鬼谷，不论礼乐但论兵。”正如鬼谷子研究大专家、我们的学会领导人房立中先生，在其所著《古今奇书鬼谷子兵法》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鬼谷子》是纵横家独传的子书，而纵横家又是战国百家中的重要一家。……蕴含了一家一派的智慧，学之者，……见仁见智，各有所从。
（2010年海峡两岸鬼谷子学术交流会论文）
治国理家并重的北魏太祖拓跋珪
2010年3月3日
一
历来有所作为的封建帝王及许多统治者，往往善于治国而疏于理家，导致宫庭内乱，兄弟为仇，父子相残，一塌糊涂。从齐桓公、赵武灵王到秦始皇、汉刘邦，概莫能外。南北朝时期，北强南弱，而北魏的开国君主道武帝，则既能治国又能理家，以铁的手腕整顿家族，巩固执政大局，化东晋16国为一统，是中国历史上很难得的明智之尊。
二
作为北魏王朝创建者拓跋珪，治国勇于开拓，扩大疆土，迅速统一，称雄于中国北方。北魏原属东胡鲜卑族系，祖先居于大兴安岭鲜卑山。鲜卑控制区域，东西14000余里，南北7000里，内分慕容氏、拓跋氏、前燕、后燕、南燕、西燕、西秦、南凉、乞伏氏，秃发氏等十余部落。拓跋氏乃鲜卑族中比较强悍的一支，始祖拓跋力微，为魏晋鲜卑族拓跋部首领，曾兼并没鹿回部，有武装20余万，261年遣子沙漠王至曹魏洛阳，北魏建立后追尊为始祖，赠称神元皇帝。曾祖拓跋猗卢，被西晋封为代公，晋升代王。祖父拓跋什翼建，正式建立代国，公元376年被前秦攻灭。拓跋珪系拓跋什翼犍之孙，拓跋寔之子，幼年流徙于甘肃、宁夏，待东晋淝水之战打败了前秦，即召集旧部东山再起，386年在内蒙和林格尔西北的盛乐城，即代王位，宣誓重建代国，同年称魏王，并改国名为魏，年号登国，史称北魏、拓跋魏。396年建天子旌旗，改元皇始，立志要做皇帝。随即南下中原，破燕晋阳；北击高车（蒙古国北部至俄国贝加尔湖一带）；东攻库莫奚（辽宁、内蒙结合部），先扫除后顾之忧。北伐东征之后，397在内蒙丰镇、凉城间，大败后燕慕容宝部，又亲率大军40万攻占后燕都城中山（定州），逼后燕范阳王德南迁河南滑县、延津一带，称南燕。将领土扩展到北至蒙古国南部，南至甘肃武都、河南汝南一线，东达锦州、济南，西领焉耆、善鄯。完全控制了黄河南北的广大地区。
继之，398年定都山西大同，国号为魏，正式即帝位，分全国为36曹。遂于大同营建宫廷，构筑宗庙，策立社稷，竖起宫殿楼堂28所，筑城20平方里，增开12座城门，引渠水入宫城，雕凿云冈石窟成为冠世奇观。将大同建成中国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并以大同为基地问鼎中原，向淮河以南发展。京师大同作都6帝96年，直到魏孝文帝南迁洛阳。而后又成辽金两朝的陪都。甚至到了元代，马可波罗还称大同“是一个宏伟而美丽的城市”。
拓跋珪大量移民，实施民族融合政策。每逢战争过后，都将汉族、鲜卑族、匈奴、高车、柔然、高丽、羯族、氏族、羌族等民族，向内地迁移，形成民族杂居，自然融合。一次俘获甘肃黄河以西僧人、官吏、民众3万户，东迁大同。占领邺城后，再将太行山以东的6州官民、鲜卑段氏、高丽族人30万，能工巧匠10万，移民大同。进而将河北幽州、定州，甘肃凉州，江苏徐州，山东兗州，陕西长安的工匠民众，都迁往北魏管辖的核心地区，大大促进了民族的进步和兴旺。
道武帝大力振兴经济，提高北魏的社会品位。本来拓跋部落处于原始社会解体，进入不成熟的奴隶制社会形态，属于北方游牧民族。北魏建立之后，随着民族融合，平城（大同）的铁木、纺织、制酒行业纷纷兴起，铸铜、制铜、首饰业也很快发展，相应的矿山、银矿开采、商业、对外贸易争相兴隆，更进一步带动土地耕种、发展农桑。这样就从经济上的跨越，而向封建社会前进，得以和南方的宋朝相抗衡。
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北魏太祖广泛吸收汉族文化，来治理国家。他在中央政权设五经博士，兴修太学。中央大学招生3000人，太祖问博士李先：“什么东西可以增加人的智慧？”先答：“非图书莫属”。又问“天下图书如何搜集？”再答：“如果皇上喜欢，不必担心搜集不到。”太祖立即下令各郡县大量搜集图书，全部送到大同。他制定官制，设“龙官”、“岛官”等职，鼓励官员竞争升迁。对汉族文化人重用提拔，汉族官吏、豪杰则委以要职。设立八部，仿行汉族政权。到他儿子拓跋嗣继位，尚亲自往全国各地寻访人才，进一步笼络汉族贤士，有文才武略者都量才录用，或为人师或居官。采用汉官建议，将云中、代郡灾民，分往定州、冀州、相州就食。这对北魏政权稳定起了很大作用。
三
史书所载：拓跋珪“残忍好杀”颇不公允。应当肯定，他严谨理家，当仁不让，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拓跋魏王朝的发展史表明，道武帝绝对不可忽视治家。岂不看：始祖拓跋力微，为部落大酋长，从内蒙西部东迁盛乐，为北魏的奠基者，却忧愤死于家庭内乱。先祖拓跋猗卢，系拓跋西部酋长，居盛乐，封代王，修平城，竟然被其子拓跋六脩所杀。十六国拓跋部落首领拓跋耶律，西并乌孙（新疆西部及哈萨克斯坦东部），东吞勿吉（俄国库页岛及日本海以西），战功卓著，居然被其嫂惟氏（拓跋猗卢之妻）发动政变而谋害。祖父拓跋什翼建，十六国时期的代国君主，初居邺城为人质，后回国任代王，遭前秦荷坚进攻俘至长安，放回后诸子内讧，亦被长子拓跋寔所杀。这个拓跋寔就是就魏道武帝的父亲。正因为有历代家族争斗、自相残杀的这个大背景，所以拓跋珪掌权后，为避免重蹈先人覆辙，他必须严行治家：一、严格管教儿女。其子拓跋绍，身为清河王，不走正道，流氓成性，太祖将其倒悬井中，将死而后放出。侄拓跋仪，多战功，围中山，战邺城，封卫王，后居功自傲，阴谋作乱，遂即赐死。二、对儿论功赏位，不私受官。其子拓跋曜，五岁射雀于王前，年长诸军讲武，武艺绝人，封任河南王。另一子拓跋熙，督掌十二军征西有功，封为阳平王。三、严厉整顿后宫，力戒内乱。道武帝之妻贺氏，不听规劝，犯有过失，照样定为死罪。贺氏夜晚被囚中，买通左右，密告生子拓跋绍，绍竟率兵冲入大帐，亲杀其父拓跋珪。这就更证明北魏太祖的决断英明。由于自卫防范不足，导致悲惨身亡。可惜一代英杰，执政12年，才38岁，即遭妻儿暗杀。历史一再证明：理家严，则治国正，反之乱家而必祸国，不可不慎。
（中国古都学会大同年会论文，作者系中国古都学会常务理事）
闲话教育子女
为人父母，谁不亲其子女？问题是怎么个亲法。无不盼子成龙，望女成凤。为何同为人之子女，有的成才，有的平庸。常有人问：“如何教子成才？”其实早有古训：“至要莫如教子”、“教子弟于幼时”。教育子女要从小着手，窃以为应注意八点。
一、父母要有责任心
单论生养，豕犬皆能。人系高级动物，重生养更须重教育。凡家长应知，儿女并非私有财产。将子女培养成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此乃父母必尽的责任。出成品而不出废品，方有益于天下，才真正对得起自己的子女。你可知晓“树人乃是百年计，中华何地无人杰”，应该做到“长江前浪让后浪，青出于蓝更胜蓝”。
二、给子女创造个好环境
“近墨者黑，近朱者赤”尽人皆知。不能忽视环境对人的影响。创造一个育人成长的好环境极其重要。岂不看，为什么从事文艺的家庭多出艺术人才？相声大师侯宝林两个儿子说相声，电影名演员陈强培养出优秀小品表演家陈佩斯，老艺人葛存壮带出个好葛优，跟着啥人学啥人，从这些人身上可见一斑。孩子的第一个老师是父母，你既得言传，更宜身教，为子女做个好榜样。家长若勤学，孩子必效仿。父母整天追求吃喝玩乐，却要求孩子刻苦学习，大器成才，势必南辕北辙，不出纨绔子弟才怪。
三、多从思想上关心孩子的成长
亲人亲心，治病治根。关心子女，重教于心。一般家庭对子女总是生活照顾多，而对思想、心灵、品格往往关心不够。论及生活，粗茶淡饭足矣，吃饱穿暖就行。要说心灵，则更须严格关切和要求。《小窗幽记》中讲：“每见待子弟严厉者，易成至德；姑息者，多有败行；则父母之教育所系也”。什么意思？严格要求子女，容易养成好的品德；姑息纵容孩子，多成为败家之后；关键在于父兄如何教育啊！如此意味深长，算是把话说到家了。父母应鼓励子女及早学习立志，遇到成长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切实予以帮助，发现孩子有不良习惯宜即坚决纠正。既不迁就姑息，又不娇生惯养。从子女会说话开始，就应教育他（她）们：知是非、明好恶，积极向上，为家国争光。没有“岳母刺字”，何来岳飞“尽忠报国”？正是由于毛主席教育儿子下农村、上前线，始有抗美援朝无所畏惧的英烈毛岸英。
四、有意识地让子女吃点苦
前人讲：“国清才子贵，家富小儿娇”。《增广贤文》中有两句话“一生温饱而气昏志惰；几分饥寒则神紧骨坚”。反复强调，让子女吃点苦大有益处，有利于孩子的成长、磨炼，一生只会享福的后生多没出息。有个统计，党和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后，中央、北京机关中的处级以上干部，原来的下乡知识青年占到百分之六十到七十，这就足以说明。如何教育子女吃苦？参与家务劳动，到建筑工地当小工，往工厂、农村干活，都行。一可受到锻炼，二能体会劳动人民的疾苦，有百利而无一害。
五、着眼政治育人
儿童、青少年固然处于学文化、装知识、长身体的时期，集中精力学习是对的。但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还应教育子女关注政治。小一点懂事时，就应知道：毛泽东、共产党、解放军、社会主义；大点上了学，还应懂得马克思、列宁；而后，更应晓得：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不能数典忘祖，只知道华盛顿、丘吉尔，迷了西方，丢了东方，甘作洋奴。学本领旨在报效国家，而不满足于混一饭碗。当今不少高级公务员，政治觉悟低得可怜，竟然信命运、信风水、信鬼神。如果父母亲在其青少年时期，教育孩子尽早树立唯物主义世界观，这种现象就不会发生。
六、关键时期，指点迷津
孩子从记事到上学，从幼稚变成熟，是一个相当缓慢的过程。很可能在其中的某个节骨眼上，认识不清，判断不准，以致走偏方向，或误入歧途，都有可能。当家长的更要多些关心，同子女一起分析形势，斟酌讲明利害，探索稳妥最佳途径。比如社会动乱之时，作为社会人何去何从？工作遇有挫折陷入困惑之中，又当如何直面应对？所有这些，父母都不能袖手旁观，需要及时为子女指明方向。
七、形成同志式的亲情关系
父母、子女相处，不同于封建伦理君臣父子，而应成为新型的同志式的亲情。站在一条战壕里，共同为革命奋斗，心灵相通，肝胆相照，思想有交流，家庭有沟通，相互帮助，彼此理解。男女老少之间，可谈心，可商议，坚持原则，是非分明，大事不糊涂，小事可通融。
八、把关人生
对子女一生的重大问题，比如上学问题、婚姻问题、工作问题、奋斗方向问题、廉洁自律问题，父母亲应该积极主动地为子女当好参谋，使孩子斟酌取舍，正确处置，努力上进，把握好人生的每一个重大关口，避免发生不必要的家庭、社会、人事纠纷，得以平安和谐度过各自的美好人生。
豫北黄河变迁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一、豫北位于华北大平原的南部，为七千四百年所积成。泰山是海中的一个孤岛。古洪荒时代，华北平原乃一海湾，山东丘陵系海湾中的岛屿，黄河口约在开封附近。
二、大禹治水最早的黄河，亦称禹河。禹河（古黄河）水，经武陟沿太行山东侧向东北流去，经新乡、卫辉、淇县、浚县、汤阴、内黄、安阳、成安、清河、沧州，至天津入海。周定王五年（前602年），河决淇门东流，经滑县、浚县、濮阳、内黄到沧州入海。
三、所谓邺东故大河，即禹河。流经安阳、内黄、临漳，过漳水，流向天津。
四、西汉时之的黄河，经荥阳北、延津西、滑县东、浚县南、内黄东南，至河北沧州东流，经黄骅入海。
五、三国、两晋，黄河从武陟到滑县。新乡南距河二十五里。阳武北距河三十里，汲县县南距河七里，酸枣北距河二十里，滑县，北距河十里，白马北城外二十里，临河（今浚县善堂乡）距河五里。
六、五代南北宋时期，后周世宗元年正月，黄河决原武八处，宋太祖开宝四年、五年，两决原阳，宋太宗三年，河决获嘉。然主河道在荥阳北，原阳北，获嘉南、延津北，汲县南。
七、金代初年，黄河在新乡东、西两处决口，公元一一八六年，河决汲县（向南），一一九三年河决汲县（向北）。大定年间，黄河在新乡南的郞公庙，于店又决。其下分三支：一、主流经荥阳、新乡南、汲县南、长垣、济阴、定陶、虞城、泗水入淮河；二、支流经荥阳、新乡南、汲县南、长垣、濮阳、向鄄城、沛县、徐州会主流入淮；三、另一主流，经荥阳、新乡、延津、封丘、开封、陈留、杞县、虞城，与主流合入淮河。
八、元代黄河仍呈东北流向。一二七二年，再决新乡八柳树村。一二二八年，河决阳武而南迁。新乡向东北流之黄水已断，河涨时，仍有少许水量。
九、明代朱元璋时期，河由阳武南决，经封丘至兰考。一三九一年再次决口原武，东经开封城北五里，再东南经淮阳、项城、太和、至正阳，全入淮。一四四八年黄河由新乡八柳村北决口，漫流曹州、濮阳，下至聊城。一四四八年分流为二：（一）自新乡东经延津、封丘入沙湾；（二）自荥阳，经原武、开封、淮阳、太康……。
十、清代康熙六十年（一九二一年）八月，河决武陟詹店等处，主流北向，经滑县、长垣东。
《哑妗》是一篇好作品
二〇〇八年五月二十一日
五月二十一日的《安阳日报》上，发表了刘晓廷先生写的小说《哑妗》。这是一篇好的作品。以第一人称的回忆形式，讴歌了劳动人民的善良形象，诉说了自己的不幸遭遇。读后令人感动。它使我想起了一九四二年豫北发生大灾荒的情景，我是淇县人，老家很多乡亲为求活命逃荒山西，而滑县的老百姓就到我家那里求生要饭，不少人家卖儿卖女，男孩给人当儿子，女孩央告嫁人作妾，为的是不被饿死，还有一些壮年人为扒树叶跌落地面留下伤残。作品的特点是朴实，叙事体裁真真切切；是那么自然流畅，前后联系紧密，浑然一体；处于非常时期的那个困难年代，有些负面人物阴险、冷漠，也不奇怪，阅之难免心情痛酸，主人公幼年挣扎在饥饿线上，母亲出走，父亲惨死，依附亲戚，舅残妗哑，灾荒年如何得活？
通篇善恶有别，爱憎分明。父母舅妗都是好人，食堂的炊事员、窑场的治安员、村里的饲养员、医生、特派员、门岗老李、本家二爷也都是好人。唯独三水子、二狗茔、四水子、治安主任、肇事司机人品不好。笔下的劳动者可亲可爱，而有损做人品格的丑陋形象受到了鞭笞。正如古人云：山高石广金玉少，世上人多君子稀。虽不能说《哑妗》中的主角是作者自己，但少不了作者本人的人生轨迹。作者自身的成长史印证了“家贫出孝子，寒门育英才”的训典，作为厅级干部不象政界其它人士，除了做好本职工作之外，尚辛勤笔耕，积年累月，先后出版了政论、文艺、书法、诗词等作品多本，以留给社会，传于人间，这真是难得的奉献。
不过我想，《哑妗》作为一篇作品，还有斟酌的余地。一、它的背景，处于党和国家探索社会主义的曲折时期，外国逼债，自然灾害，困难沉重，民不聊生，当时的处境应该交代清楚。二、文章浓墨是感情，在情节构思、词汇润笔上要增强文学色彩，以吸引读者。三、眼界放宽，同是灾荒，新旧社会不一样，旧社会是制度问题，新社会是工作失误问题。要分清“西安”和“延安”。四川大地震倘如发生在旧社会，那就不得了啦！可如今老百姓讲四句话：感谢共产党，感谢解放军，社会主义真是好，祖国伟大！说明了问题的本质。
今天因为是散文年会，作为读者，我就此再说两句。散文创作一定要有感染力，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谁看了都激动不已；孙峻青的散文小说《小陈一家》、《老水牛爷爷》，读之如亲临其境，终生难忘；散文要言之有物，瞿秋白的《饿乡纪程》，陈学昭的《工作着是美丽的》，都给了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散文更应该水畅其流，美妙醉人。本人觉得写散文，搞创作还要注意政治问题，文艺不能服从政治、归属政治，但不宜脱离政治。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将新社会的农民写成“农夫”，旧社会才叫农夫，那时劳动人民被看得低人一等，新社会劳动者当家作主怎么能称农夫？季羡林，大“家”啊，名教授，说“毫不利已，专门利人，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这种人，连作者自己都做不到”，抗震救灾中，有多少党员、干部、警察、解放军，甚至普通老百姓，都不先救自家亲人，而是全力援救乡亲，难道这不是“毫不利已，专门利人”？千百万流血牺牲的革命烈士、白求恩、雷锋，哪个不是这样！你不能以自己衡量他人，拿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有人说要按照“三个代表撰写清史”，这种观点对不对？清史就是清史，怎能随便编写！一说曾国藩、李鸿章、甚至民国的胡适，大家都争着写，到底为了什么？以我之见，不论谁说的话，谁写的书，都应当“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都而改之”，这才好。
社会丑闻录
一九九三年元月十三日
一、某县委书记，儿子结婚，收礼十一万元，一百二百不要，至少五百至一千元以上。送礼者为各局委头目、个体户、企业家。县委书记称病住院，佯装不知。
二、某县副县长，妻子过世，送礼者络绎不绝，宴请七天，最后结算，净赚四万元。
三、太原某厂供销科长结婚，收礼一万四千，用高级轿车十七辆，新郎一身装束三千五百元。其在厂每年明报两万，暗钱无计。
四、某县县委书记、县长带队，一行八人，名曰出国考察，实则旅游观光，游历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余问“卢森堡可与你们工作无干！”一企业经理答：“玩玩嘛，还准备逛巴黎呐！”每人花费六万，共花费四十八万。
五、某一外贸公司经理，在美国旅行两个月，回来不足一个星期，又往欧洲开眼界。同行尚有某厂长，号称著名企业家。不知耗费职工几多血汗？！
六、某厂长贪污受贿，腐化堕落，被依法逮捕。人称其“收贿赂一万两万不退，喝茅台三瓶四瓶不醉，搞女人五个六个不累，打麻将七夜八夜不睡”。某市委书记“借用”厂长两万元，恐牵连本人，指使心腹利用视察看守之机，给厂长打气“你可要坚强啊”。厂长被判刑七年，某省委常委又来说情，自称“我不是以常委身份来的”。该厂长提前释放后，随被任为劳改企业厂长。
七、某法院干部讲，公检法受贿是普遍的。大盖帽两头翘，吃罢被告吃原告。
八、某公司采购员说，俺公司经理们存款十万八万平常事，中层科长手里也有个五万六万。余问：“你出外采购送礼不送礼？”，其答：“咋能不送礼呢？不送礼办不成事，一次给某厂头头送去五百元，人家还嫌少，迟发货一个礼拜。”“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呢？”“我这头是公开的，送给厂长当然是秘密的喽！”
九、有人说：“那位市委副书记是咋上去的呢？是给市委书记送东西换来的，过年过节成车给书记往家里送东西。”
十、某厂长用公款给一子一女购买了两个单元家属房。花了好几万。
十一、某厂党委书记言：职工找厂长难，办公室不见人，要找，上午到酒楼，下午到舞厅，晚上到赌场。
十二、某局长成夜打麻将，一晚千二八百不在乎。某厂长，系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经常聚赌，一下五十、一百，视钱如流水。
十三、轧钢厂不能从某钢铁公司直接进钢坯，必须经过二道贩子，因为二道贩子已将钢铁公司推销处长买住了。进坯成本高，盘元售价咋能不上涨呢？
十四、邯郸火车站大旅馆，住有一个专门批钢材条子的，你拿单位介绍信，他去找钢铁公司给你批字，一经手，千二八百就拿到。这个批条子的，一天就弄好多钱。
十五、有的县委书记、县长存款二三十万，甚至五六十万。干部说，人家有钱甭眼气，自己没钱别生气，有了机会不放弃。
十六、某县乡长、局长以上干部，普遍都盖单门独院家属房，一花三四万、五六万。群众反映：这些干部每月工资多少？除吃穿用、供子女上学以外，能有多少余钱？盖房的钱哪里来？
为了掩人耳目，头来检查时，均按公房统计，检查组一走，仍为私房。
十七、某大学教授为使自己女儿高考录取，送给两录取者五千元，二录取者说：不要声张，咱俩分了吧！
十八、某农民为使儿子上中专，给县教育局长送钱三百元。
十九、有的乡村中学，除九十分的以上外，其余都列为高价学生，上学先拿一千元。
二十、某乡建一电影院，私人建筑队承包经费十三万，先送款给书记、乡长三人各八千元。受贿者反得升遣。
二十一、某百货公司装修，经费一千万，经理得回扣一、二百万。传闻此经理要升任市财政局长。
二十二、长沙火车站，窗口不卖卧铺票，临开车前十分钟，一铁路员工拿卧铺票数十张，到候车室举手高喊：“谁要卧铺票？上午加六十元，下午只加三十，快买啊！”两分钟一抢而光。
二十三、柳州火车站说没卧铺票，上车一问却有。旅客要买又不卖，列车员公开讲：要买卧铺票得意思意思！十块八块还不中，至少也得几十元。
二十四、柳州至怀化的火车上，夜乘旅客均不敢打盹，说这一路段有飞虎队，车一停，上几十个人，两头一堵，旅客都得掏钱，不给就打。乘警说，这是社会问题，我们一两个人也解决不了。
二十五、余乘长途公共汽车探亲，往返三次，每次都有旅客被掏包。窃贼三五成伙，或上下车硬挤，或趁旅客瞌睡动手。我一次被扒钱，一次被偷去车票。其他人看见，也不敢吭声。
二十六、桂林火车站到中山路这一段，晚上七点钟后，十七、八岁的姑娘三三两两，在街上公然拉客，先拍你的肩膀，要问“干什么？”她们说：“玩玩嘛！”随后就伸手掏你口袋的钱，拉住就走。外地开会办公者，被告知：夜里一个男子不宜外出，要往街上，别穿外套，最好口袋里不要装钱。
二十七、张家界火车站不少旅馆，有青年女子拉扯游客，甚至几个人争执不下，说：“俺是一条龙服务，管吃、管住、管导游、管买火车票！”“一天多少钱？”“少则五十，多则四百！”游客住下后，深夜还有姑娘叫门：“玩玩吧！”“开放一点嘛”。
二十八、某台湾同胞回大陆探亲，在西安机场购机票，票价三十五元兑换券，掏出四十元，售票小姐说没零钱找，台胞又不便停留，硬被敲诈五元。此人回家带一照相机，被亲戚索去，临出深圳海关上火车，海关人员强令纳税，台胞讲“我又没卖，咋交税？”仍不放行，最后稀里糊涂拿出二百美元给海关个人了事。台胞感慨地说：“在台湾贪污敲诈不常见，有也是暗的，这里却是公开明要！”
二十九、一调离工作的局长，仍用着原单位的电视机，被市纪委检查搬走，说是物归原主。时隔两年，单位去取，纪委某工作人员讲：“没收了，不给了，全民集体多少财产，这台电视机算个啥事？”
三十、某店家经理讲：我不图虚名，就是要抓钱。令会计给宾馆转账五万元，作何用途，他人莫名其妙。经理开公家汽车回农村为母祝寿，除收受职工送礼外，仅公款即开支两千元。
三十一、书店到某局卖书，一局长说：先说给多少回扣吧！
三十二、某工厂发不出工资，厂长买新奥迪一辆，开支三四十万元。某些乡镇没钱开工资，但有钱买汽车。桑塔纳不稀罕。
三十三、上级到某乡检查乡镇企业发展情况，问到产值增长，乡党委书记说，县里领导叫咱增长多少，咱就增长多少，反正不让讲真话，小官僚哄大官僚。
三十四、检查计划生育，某镇长赶紧到下边统一布置，统一口经，汇报假情况，他说：明知控制不住，上边又不让如实讲，你不说假话就不能拿奖金，升工资，使干部吃亏，何苦来哉！
三十五、干部大吃大喝，白吃白喝，习以为常。省到地市吃，地市到县吃，县到乡里吃，不喝茅台就喝五粮液，每年招待费都不是小数目。乡里干部到吃饭时就下乡，往村里吃喝，而且带着买现成的烟、酒、食品到村里报销。你不请他吃喝也挡不住，仅此项开支，一年几千以至上万。
三十六、某县建设银行行长，对上级来检查工作的干部，光招待吃面条，不准喝酒，一年后被解职。主管领导说，上边老对你的工作有意见，怎么行？
工作述职
一九九四年五月五日
本人九二年十一月调入安阳市文化广播局，任级调研员，组织上未予分工，只有个人做些零星工作，现简述如下：
十一月二十八日，向河南省文化厅写了《关于振兴河南戏剧的建议》。主要内容：一，狠抓剧目创作；二、狠抓演员队伍建设；三、狠抓服务方向；四、要扶置稀有剧种；五、要抓紧抢救艺术。
十一月底，在市政协《安阳文史资料第七期》发表系统史料两篇：一、杜淑其人；二、王三祝罪恶的一生。
十二月十五日，向文化广播局主要领导写了《关于文化广播工作的若干相法》：一、整顿建设剧团，提高演出水平；二、发挥殷商古都优势，在文物方面可以多做点文章；三、抓好群众文化；四、适当指导广播电视宣传及其事业发展。
十二月十七日，又向局领导写了《随想点滴录》，就领导工作抓法，提出四点建议。
十二月十七日，作了《在易经研究班上的讲话》
十二月底，走访了原文化局、广播电视局四片家属区，二十余户职工和家属，还看了豫剧名旦张宝英，四股弦业务团长白喜顺，以及著名豫剧黑脸王金山，向领导反映了他们的相法、看法和要求。
九三年元月十三日，写了《社会丑闻录》自存。
二月十五日，向滑县文化局写了《同滑县同志谈平调》：一、平调的地位；二、平调的继承和发展；三、平调的唱工与做工；四、重视人才与经营。并就滑县戏曲志的编写，提了修改和补充意见。
二月二十日，应滑县太平调剧团之约，在道口观看演出两天，给他们放了西路平、东路平、河东平优秀唱腔录音，谈了个人看法和意见，并看望了年已七十五岁、仍登高台演出的著名红脸、内黄大平调剧团陈光照（旺妞）同志，还就县剧团当前的处境和出路，向局写了《情况反映》。
三月初，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授予本人“社会科学先进工作者”，并奖文房四宝作为纪念。
三月八日，写了《怎样研究易经》一文。
三月中旬，写了《殷商之名何处来》、《文化断层和文字读音》，刊登于“安阳文化报”。
四月下旬及五月初，写了《关于朝歌殷墟和补充资料》。
五月中下旬，写了《关于朝歌殷墟及殷辛王评价问题》、《关于有计划地开发淇县历史文化名城的建议》。
六月八日，写了《关于安阳地名渊源的论证》。
六月十三日，写了《同淇县有关的姓氏辑考》。
六月十四日，因局原办公室主任患心肌梗塞，急于探视，由跳墙而骨折住院。
七月三日，应乡亲父老之托，在病床上写了《刘拐庄考》现勒石原籍于村东。
十一月四日，写了《淇籍明代封疆大吏刘璋考究始末》。
十一月十五日，写了《淇县农民自卫武装活动大事记》。
十一月三十日，写了《关于王诩和云梦山若干问题初探》。
九四年四月五日，写出书评《畅读“淇园随笔”》。
此外，还写历史回忆录十一篇。如《马恒谷是个什么人》、《汉奸将军庞炳勋》、《评郭清》等。
总而言之，为公而不为私，都算工作吧。
八、解放前淇县的各界人物
二零零五年四月五日
岁月飞逝，流水无情，淇县解放前的一些人物，年轻人知之甚少，有些史志资料记述不准，需要订正，现将我所了解的人物情况，整理表述供乡亲参考。
一、党政人物
张景源
淇县城里阁南人，是我族兄王尚勋的内哥。原任国民党淇县党部书记。1938年春日寇占领淇县城，他在西山春花、大石岩拉起一二百人的抗日队伍。大概是1943年前半年，李埏想投降日军，两人闹翻，张带领一二十个人携抢转移到淇河以东交卸、枋城等村，驻扎浚县境内。夜里常常跳过我家的墙，再找王尚勋寻保长催款派粮，村里人称张景源为东县政府。李埏在山边为西县政府，也深夜进村索要粮款。淇县城衙门里是日本人扶植的汉奸县政府。这样三个“县政府”，淇县东南乡的老百姓招架不住，苦多了。有一次枣园庙会，我看到张景源、袁熙典（阁南人）带了五、六个人，出现在人群中，显得非常小心。1945年7、8月份，日本即将投降，张景源离开浚县地界过淇河西，在留店寺、沙窝、刘拐庄那一片，招收人马成立淇县保安团，连夜缴了西岗日伪警察所的枪，捉了东北人周所长，随后进入淇县城，接受汉奸投降，并自任国民党淇县县长，在阁南老家新建一所门楼，挂有金字匾额。作为国民党人坚持八年末投降日寇，还算有点民族气节。1947年4月3日，我太行五军分区司令员陶国清，指挥太行军区49、50、52、53四个团攻克淇县，张清源潜逃汲县（今卫辉市）城内，担任流亡的淇县国民党书记，与宋聘三、董三才一起策划建立还乡团势力，以淇县皇甫村、汲县宋村为据点，长期窜扰我淇县解放区。新中国建立之后，被从外地抓回枪决。
岳崇基
河南修武人，原系国民党浚县民众自卫总队副总队长。浚县城解放后，浚县流亡县政府驻汲县，他率民众自卫总队常驻淇门镇（今属浚县新镇），后任“淇汲浚三县指挥部”指挥官，并兼淇县县长，1948年冬在新乡市北郊被查获，据陈希绩（淇县沙窝人）讲，岳倾向共产党，淇县闫村土豪闫景吾与共产党作对，岳崇基派人夜里打了闫的黑枪，新乡解放后，有人看见岳崇基任我公安派出所长。
二、军、警头脑
李埏
字殖臣，淇县南大李庄人，抗战前任河北省临漳县教育局长。1938年日陷淇县，其先拉人马进山，后于1943年6月投降日本，任日伪“第四支队”司令。该部便衣队长辛长山与刘拐庄村民张青云是拜把的朋友，常见李埏身骑高头大马率警卫部队，在辛长山随同下进出刘拐庄。李埏所部多随日军扫荡淇县西部山区，及毗临淇县的淇河以东的浚县地区。日寇投降前，李挺又任汉奸淇县县长。参议员李逸尘骂他，被打黑枪致死。日军投降张景源进城，李埏率四支队到安阳接受国民党40军改编，仅编一个连令其任连长，他嫌官小返回淇县，所部编入淇县保安团，于1947年春在沧河两岸被歼，李埏本人到新乡托人求情任40军军长李振清副官。1948年10月27日，他随国民党少将张义修的“修获武博四县联防指挥部”，从焦作东逃修武郇封村，被华北军区14纵队（70军）包围，张率敌5700余人缴械投降，李埏作为营级副官也在其中。李埏到河北永年我战俘管理所接受审查，令其回新乡40军伺机拉队伍出来，以将功折罪，他被放回新乡后并未按照我军指令执行，却又潜逃西安，后被抓获枪决。
关政贵
字耀亭，淇县西关庄人，原系土匪，抗战前曾为新五军营长。1942年日军在西山边沧河至淇河一线挖封锁沟，关政贵带兵不打日本专塕老百姓，多达数百人，年轻的当兵，年老的送钱赎人，逼得很多庄户人倾家荡产。1947年淇县城解放，他和杨富、高永清一起，收罗亡命之徒，驻扎汲县宋村、宏夭，自任淇县还乡团三大队长，窜扰淇县南部解放区，作恶多端，解放后潜逃山西太原，被抓回枪决。
薄彩云
字亚仙，淇县城里人，日寇占领淇县，他出任警备队长，充当日军鹰犬，多次率部扫荡淇县西部太行山区，及浚县西部同山、卫贤、新镇等地。1942年血洗浚县裴营村，使全村五百户村民死伤惨重，后又任职淇县保安团大队长，民愤权大，淇县解放后被镇压。
张荫普
淇县常屯人，原任日伪保安团长，日本投降后又任国民党保安团长。1946年常到驻淇县东南乡的各中队驻地督察训话，解放后被枪决。
高永派
淇县北阳人。抗战前系汲县保安团王国藩（王营元）部中队长，驻防西山边沧河一带。后又任日伪“第四支队”李埏部大队长，日本投降后，改归扈全禄部驻扎浚县草店一带。1947年春窜至沧河被歼。因罪恶深重，被群众割头而亡。
张平
字治邦，淇县吴刘庄人，为土匪“老大王”张金魁之子。先任日伪“东部团”团长，驻良相。日本投降后任淇县保安团大队长，不断到淇县东南部袭击我卫滨县大李庄区。多次在刘拐庄财主家吃饭。解放后被镇压。
刘玉春
汲县雪白庄人，原系土匪，人称大旗。日伪时期任淇县西部团团长，驻关庄、北阳一带。国民党来后任淇县保安团大队长，作恶多端，民愤极大，淇县解放后被群众活剥于汲县沙井村。
高永清
淇县北阳人。原任日伪“四支队”大队长，后任国民党还乡团二大队长，与保安团杨富勾结盘踞汲县宋村，骚扰淇县解放区，解放后被镇压。
辛长山
淇县石奶庙人。原在冯玉祥西北军当兵，后任日伪“四支队”李埏部便衣队长。日本投降后跟随李埏在40军供职。1947年冬在浚县来庄被我俘获，经训练争取同意为我方工作。1949年4月，伪装“越狱逃跑”，离开淇县潜入新乡40军，见到李埏要求有所动作，遭李埏非议。遂于新乡和平解放之时，当街为我军指认大土匪头子、汉奸皇协军司令扈全禄、淇县还乡团头目杨富等人。从而立功赎罪，不究既往。90年代于石奶庙家中去世。
陈希绩
淇县沙窝人。原为淇县三青团书记长，又系淇县“军统”（特务组织）负责人。1948年2月反动党团合并，他任淇县党部执行委员，兼任副秘书。1949年春，我华北军区14纵队（70军）开始包围新乡，他转变态度与我冀鲁豫情报站接线联系，多次为我提供传递情报。5月5日新乡解放，安排其在静泉中学任教。1950年镇反时被淇县司法机关判刑18年，劳改黑龙江。90年代初我党纠正冤假错案，安阳市中级法院念其在新乡解放前夕改恶从善，有立功表现，改判无罪，按投诚起义人员对待，享受离休干部待遇，90年代初去世于家中。
张玉舟
淇县西岗人，本名张清源，玉舟为字。系大地主张老灿的长子。1938年春日寇占领淇县。原老寨土匪扈全禄借机拉拢队伍，淇县地方势力怕受侵扰，也以扈的抗日名义组织自卫团，在留店寺大庙起伙扎营，西岗冯老永为名义团长，张玉舟为副团长掌握实权。我见他上穿白衬衣，下着军裤，往来刘拐庄、西岗之间。群众称他们为“吃干队”，意即光吃老百姓的粮食不干事。同年8月，八路军发动漳南战役，由安阳南下消灭汉奸土匪武装，摧垮扈全禄的主力，命令张玉舟团接受改编，实际上只有二、三百人。张玉舟任连长，随八路军将部队开至浚县同山附近，张策动所属逃跑，多数离队回乡。我军转战山西长治，张提出探家再拉队伍，欺骗组织一去不归。却到日伪第六军杜淑部任参谋处长。1946年杜淑在山东东明被迫投降，张玉舟回淇县任西岗中学（淇滨中学）校长。1947年淇县城解放，他南逃卫辉、新乡。1948年春，他与河南保安二旅旅长王三祝勾结交易，王三祝许诺他任淇县县党部秘书，他活动地方势力选举王为立法委员。3月20日，张玉舟随同王三祝扫荡淇县解放区五天，王到南京开会任立委，张玉舟南逃开封存身。10月开封解放，他隐瞒历史混入我中原区运输部当了干部，并骗取女党员的信任为之结婚。1949年冬，根据群众揭发将其抓获归案，临刑时还装腔作势地演讲：“诸位父老乡亲兄弟姊妹们”。当即遭到群众痛斥：“收起你的鬼把戏，不要再骗人了！”随即枪决。
三、土匪
旧社会淇县土匪较多，西部沿太行山从形盆口、庙口，到灵山口、三门口，东部自泥河、马庄、方寨至豆街、三角屯，都有土匪的基点和踪迹。
王德福
绰号“老驴头”，淇县南四井人。有人枪十余。活动于南北四井，老寨山顶。因家贫受尽地主欺凌，遂羡慕山东刀客杀富济贫，民国初年乘机拉杆为“大旗”（首领），抢劫财物，绑架人质。经常作案于卫辉、浚县、汤阴、内黄、滑县、辉县、淇县等地。并与县内卧羊湾的咸万山（孬妞）、庙口的申小七的股匪汇集一起，势力更大。解放初期的淇县人民政府县长汪洋，原藉辉县，少年时曾被“老驴头”绑架到南四井山洞，被拿钱赎回。修武县长、日伪十四旅旅长刘明德，年轻时也来淇县老寨投奔王德福，外号老白毛，以绑架富户索赎银元二斗半闻名，也叫“二斗半”。1929年王德福被淇县国民党政府招抚，任民团大队长。一次被红枪会包围于北阳村楼上，王德福从后窗垂绳而下，被刺中左眼，挣扎逃脱。窜至山西临汾乡下改恶从善，被选为闾长，广受爱戴。1934年春，国民党32军军长、河南省主席商震派军队来淇剿匪，将王德福从山西缉拿归案，押至卫辉，处以极刑。
咸万山
淇县卧羊湾人。原为“老驴头”的副竿头。王德福被招抚后，咸万山勾结任文堂、魏思城、杜志远、苏海、苏华八股匪首，借王德福之名，于1929年农历9月26日夜，纠集匪徒1200人，包围浚县枋城村第七小学，将校长吴丹桂、教师李炎、魏花芝，学生闫运生等30余名师生绑架，窜回老巢，同年11月4日，把淇县南坡的学生姚鸿池，浚县枋城的学生赵金堂，撕票枪杀于山下。1930年3月，咸万山与申小七集匪2000余人，冒充官兵，进驻汲县梁村，绑架人质180余人，并波及周围村庄。国民党汲县县长张启堂，急电新乡庞炳勋部，派一团部队直扑梁村，咸方山假道卫河闫王庙，渡河窜回淇县老寨。1934年国民党32军在汲县将咸万山处死。
扈全禄
淇县扈堂村人（扈堂原属浚县，解放战争中划入淇县，1955年改归鹤壁市），原为淇县大滹沱土匪头目苏华的部下，在老寨山上当土匪。一次跟随苏华到汲县柳位架票，被村民捉住，要杀他，他谎称：我是大旗苏华架来的票，家有后娘，赎不出钱，大旗叫我帮他架票挣钱，说时声泪俱下，骗的村民放了他。回去之后，因在柳位丢了枪，唯恐苏华杀他，就跪倒在苏华老母面前，要认干娘，说：“苏大哥待我恩重如山，我要当你的儿子，像亲娘一样孝敬您一辈子，不答应就不起来。”这样扈全禄做了苏华的干爹，丢枪之事一笔勾销。1936年扈在淇县老寨，独树大旗，招兵买马，当了土匪头目。因扈曾在铁路西刘庄刘成业家讨过饭，嫌刘家态度不好，将刘家全家杀光。1937年扈发展土匪队伍超过千人，被国民党编为第一路司令，成军四旅，一旅长王顺和（淇县北大李庄人），驻卫贤；二旅长靳会臣（浚县巨桥人）驻巨桥；三旅长牛英德（浚县新镇人）驻新镇；四旅长靳善宇（淇县庙口人），驻淇县境内，横行淇、浚、汤、滑四县。1938年6月，扈部被日本编为“皇协军”，扈任“河南省剿匪司令”，在浚县赵岗铡人30多口，抓滑县农民20人全部抢杀。9月八路军发动“漳南战役”，进剿淇、浚、滑日伪军，劝其反正抗日，扈于道口、形盆抗拒，被歼6000余人，仅率少数人逃窜淇县贺家、南山等地，又被国民党一战区委任为“第八支队”司令，维持淇、浚、滑、汤等县治安。1943年6月再次投降日本，任日伪第六军三旅旅长（少将），扫荡滑县南部瓦岗一带，我军发动卫南战役将其歼灭，扈带十余人潜回淇县庞村，在杨小屯筑寨固守，抓壮丁1300余，被国民党任为196团团长。1945年日本投降，国民党专员赵质宸任命扈为三专区保安大队长、集训总队四团团长。是年秋天，我党十一名地下党员找扈部王某联系，扈将八名同志活埋，三名脱险。1947年4月5日，陈锡联的三纵七旅攻克杨小屯、庞村，歼敌1000余人，扈逃至新乡投靠王三祝。1949年5月5日新乡解放，扈匪被我抓捕押回淇县，9月21日召开淇、汲、浚公审大会，他于前一天夜间自缢身死。结束了土霸王的一生。
四、地主豪绅。
全县出名的地主豪绅有：淇县南门里的王老智、西街的白子丰，良相的刘老春、吕庄吕国恩，西宋庄朱老东，思德王香泉，大车村王老寿，董桥陈老亭，迁民纪连珠，枣园刘老广，西岗张老灿等。突出的压迫剥削为害群的则数王老智、朱老东、张老灿三家。
王老智（又写王老志），淇县南门里人：是县城有名的大地主，1947年春淇县城解放，举家南逃卫辉。是年冬淇县土改，斗争地主，全县贴传单控诉他的罪行，用土地出租和放高利贷盘剥穷人，群众高喊：斗争合理合法，地主就算犯法！1948年春王三祝扫荡淇县，王老智家人乘机返城进行反攻倒算，将农民所分浮财抢掠运往卫河以南。
朱老东，本名朱福，西宋庄人，有土地五、六顷（每顷100亩），占宋庄全村土地总量三分之二还多。号称“西南候”。其家人从事军政，有财有势，大片的深宅大院，戒备甚严。群众受其压迫剥削敢怒而不敢言。淇县解放后家庭多南逃，捂称台湾尚有其后人。1950年春镇反时将朱枪决。淇县东街墙上写有大字标语：打倒朱老东，穷人要翻身！
张老灿，原名张文仁，字灿然，淇县西岗人。是全县有名的大地主兼豪绅。有土地数顷，高楼大院，同国民党、日本人都有来往。抗战前，怀疑西岗一农民偷了其家的西瓜，遂唆使其子张玉舟将该农民打死。1938年日寇占领淇县、浚县、滑县，滑县国民党少将保安司令王泰恭（王三祝之父），携家眷藏其家。国民党豫北专员、冀豫边区少将指挥官杜淑（应为杜恕），有时也潜匿张家。后续专员赵质宸，也在张老灿家住过。1939年夏日本人为此烧了张家的高楼。随后张老灿又同淇县日本人的警察总所（总警察局）挂上了勾，儿子张玉舟又到日伪暂编第6军当了参谋处长，这样成了双保险。1944年春，日伪警察局特务股（特务系），窜到沙窝村讹诈农户陈秀，陈秀跑到刘拐庄找有亲戚关系又在东南乡有声望有我的祖父王海滨（字玉亭，私塾先生），我祖父一听立即表示：“打他个狗日的！”本来刘拐庄1925年起为了打土匪就有了农民自卫武装，农户均有长矛大刀甚至马、步枪。这样大铜锣一敲，全村青壮年高举大刀长矛齐扑沙窝村，特务股十多人，见数百乡民涌上来，匆忙逃往西岗张老灿家楼上，农民武装将张家包围，张老灿从后门将特务股放炮逃回淇县城。1947年淇县城解放，县境东南部成了拉锯区，张老灿举家逃往卫河以南汲县、浚县结合部，伺机反扑。我三区区委副书记田文智不幸于包公庙被俘，张老灿在扬富据点皇甫村，参与策划将田文智同志大卸八块惨遭杀害。1950年镇反时，因其民愤极大，被枪决于西岗村。
五、书法二刘
旧社会淇县有两个书法家。一位刘伯安，淇县城里人。我见过他写的对联，楷书、隶书均好。如“事无不可对人言；书有未曾经我读”、“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另一个刘遗痕，淇县刘街人，草书特好，比如为中堂配对“柳影入池鱼上树；槐荫铺地马登枝”，孙思邈祠匾额“孙真治元”。此人1947年与杨富为伍，任淇县国民党西岗乡乡长，解放后被镇压。
九、两次遗嘱
一、一九八六年七月十九日，第一次“心肌梗死”，报病危，遂写：
《革勋遗嘱》
余革命三十余年，其中部队服务八年，转入地方：工厂十二年，党政机关十六年。先后荣立一等功、三等功，受通令嘉奖、会议嘉奖，获特等“学习模范”、“学习标兵”、“学习积极分子”等称号。在党的教育下，忠心耿耿，为国奋斗，生则无私，死而无憾。为防发生意外，特作遗嘱。
一、希望子女立志革命。无论从事何种工作，均应刻苦学习马列理论，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做真正的革命者。
二、对党忠诚，努力奋斗。学习业务技术，献身四化，报效祖国，永不停滞，务必成为有真才实学的人。
三、刚强正直，艰苦朴素。以生活艰苦为荣，以工作辛劳为乐。独立思考，不和于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四、团结同志，乐于助人。在家互相关心，工作主动团结，克服狭隘自私之心，发扬帮助别人为快，同志士仁人并肩前进。
五、锻炼身体，注重健康。立志宜早，成家宜晚。代代革命，应随时准备，以身殉职，勿辜父望。
六、尊敬母亲，抚养老人。此乃儿女义务，当报养育之恩。凡不孝者群起而攻之。
七、所遗藏书，归载挺收管，不可散分。家中房屋三各得一，余款归母所有。
此嘱
载飞、载挺、载文
二、一九九零年九月十五日夜，余第二次心肌梗死，再报病危之后，写：
《最后的话》
革勋热爱共产党、热爱祖国、革命四十年，入党三十八年。自以为不遗余力、忠诚献身、勤恳工作、有所作为、光明正直、永不忘本，可以概括我的一生。此时心胸坦荡，终生无憾。
唯一不能释怀的是，我恨透那些拉大旗作虎皮、借革命以营私的政治骗子。是他们指虎为马、颠倒是非，拿原则做交易；纵容奸邪，打击正气，以个人好恶取舍干部；巧取豪夺，受贿受礼，乐得非正当收入；挂羊头，买狗肉，言行不一，欺压群众。这些人是共产党的败类，革命的叛逆者，终会受到人民审判，历史是最公正的。
革勋身躯几经周折，马克思随时可能召见。我衷心希望：
一、我一旦离开人世，遗体献给医院作医学研究之用，眼球捐献给需要的人。实在无人受理，运回原藉人土，死为父母尽孝。我身后，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由家人和亲密战友治中送我一程即行。
二、告诫子女和后人，一定要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做真正的共产党人。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坚持信仰马列，成为革命的后代，为民为国效力。莫学贪官污吏，不忘劳动人民。不然，就不是王门的子孙。
三、几十年的工作之余，我酷受文诗史地，拟在有生之年编写四本书：（1）淇洹集；（2）淇洹吟咏录；（3）战士历程；（4）学广集粹。能出版则出版，不能出版则自费印刷，传给家人以精神。印刷经费由我平日积蓄中开支。
四、余幼年辍学，深感书藉之可贵。本人藏书多属文史哲之类，间以杂学，足够文科大学生及干部之用。我去世后，建一“革勋图书馆”，由王载挺集中管理，不得随意挪用和分散。借书须登记，一定爱护藏书。
出身农家一书生，只图报效不钻营。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送我之前，将《最后的话》予以宣读，并看一次录相《人民战士》，也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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