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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若干文史辩证
中国古文字与文字记载历史
李世民有言：以古为鉴，可知兴替。可见知古与学史的重要。那么中国最早文字始于何时？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又从哪里说起？
一曰：中国最早的文字，即商代的甲骨文。非也。
二曰：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始于商朝，从夏朝往前均系传说。亦非也。
其实，三千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乃比较完整的汉字，甲骨文卜辞就是商王祭祀活动的备忘录，并未涉及所有方面。郭沫若讲过：殷墟文字已合了六书规律，则文字之起源必尚可上溯到两三千年前。现代作家络宾基研究发现：在甲骨文之前早已存在铭文，即公元前两千多年许多青铜器物上铸就的文字，这是至今已知的最古老的文字。彝族老作家李乔认定：从西安半坡店出土的距今六千多年前陶器上的符号，是我国文字的老祖宗，且已被一些学者识读其音义。此一研究成果把中国文字史向前推进了三千年，从陶文开始，中国已有文字六七千年。
从文字史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夏朝以前的历史，绝非由传说或神话构成的历史，说明从《竹书纪年》、《史记》到《水经注》中记载的历史是真切的。伏羲、神农、轩辕、唐尧、虞舜，夏禹等确有其人。尤其是轩辕黄帝把许多部落逐步统一起来，融合形成了华夏族，定居在黄河流域，以此为基础发展为中华民族，并率领人们发明了养蚕、文字、指南车等，开创了中华民族的最初文明。从而肯定了自炎黄时代起，中国就有了文字记载的历史。
还须指出：当炎黄二帝开创中国古代文化之时，正是埃及金字塔王朝建立之际。公元前20世纪至18世纪，我国夏朝制定并运用阴历纪年，同时巴比伦也采用阴历纪年。历史发展竟是如此巧合。再次证明了中国不愧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一九九二年九月四日）
商朝为何又称殷？
历代史书总把殷商联在一起。有时称商，有时称殷，有时合称殷商或商殷。也有人认为商朝前期曰商，后期曰殷。据称因盘庚迁到殷地（安阳），故又称殷。其实不然。
商、殷都是古时的地名。缘地名而成为国名，但其源则早于商丘和安阳。“竹书记年”注曰：殷以溵水得名……殷商兼商山殷水言之。
商，即商山、商县，古商国。河南省安阳市西北漳河流域。唐尧时期，曾封帝喾之子“契”于安阳西北之商地。传于十四世至成汤，灭夏而有天下，故国号商。且无论国都迁移何处，一律都称商国。
殷，也是古地名。乃以溵水得名，今河南商水县之商水，古名溵水（俗称沙河，源于鲁山，经襄县、郾城、西华、商水、沈丘至阜阳入颍水）。曾置溵水县，后改为商水县。通称商山，溵水。商城县（在河南）原名殷城县，后改为商城。商都相关之说，最早来源于此。
契始封于商地（安阳西北），夏朝其后世迁商丘，相土从商丘迁于安阳，称殷候，又迁于亳（商丘）。成汤灭夏，即都亳（郑亳），称商国。从商山，殷水至商国，虽驻地屡经变迁，但祖籍所居之地永作国名而不改。正如夏朝，源于山西夏县，在山西夏县称夏朝，到河南禹县也称夏朝，迁到别地仍称夏朝。
盘庚迁都，不可释之为盘庚迂于殷地。此乃后人著史的笔法。查安阳历史地名沿革，从无“殷”地之名。安阳殷墟，源于殷侯候之殷，意乃殷侯故都。《括地志》称为：北蒙殷墟。说清楚一点，北蒙此地曾是殷朝以往殷侯的都城。也有人认为，殷人本身原称自己为商，殷是后人对商的称谓。因此，商殷作为朝代之名，均系商人或殷人念其祖籍而延联称之，实属一体。
（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牧野大战究何地？
周武王姬发率西歧部队及盟军，由孟津渡黄河北进，经牧野一战打败了殷纣王（本称殷辛王，名为子受德）的军队，导致西周灭殷，周武王亲杀纣王而获胜。然牡野大战的地域，说法不一，各衷一是。一说淇县南，一说汲县（今卫辉市）北，一说新乡市之牧野村。广义狭义争论颇多。
据《尚书》记载：武王戎车三百辆，虎贲三百人，与受（殷纣王）战于牧野，作《牧誓》……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汉孔安国撰注云：牧野地名在朝歌南……，纣近郊三十里地名牧。肯定牧野在纣都以南三十里。
晋人郦道元注《水经》云：自朝歌至清水，土地平衍，据皋跨泽，悉牧野也。说明牧野地貌，地势平坦，靠山跨水，而且位于朝歌南清水北。
《水经注》还讲：清水出河南修武县之北黑山。……又过汲县北……城西北有石夹水……水亦谓之磻溪……城北（汲县城北）三十里有太公泉，泉上又有太公庙……相传太公之故居也……清水又东于仓水合，……其水东南流，潜行地下，又东南复出……东南历牧野。此处进一步说明了清水的流经地域，即汲县太公泉乡流出的石夹水，和汲淇两县间的仓水，均会清水而入古黄河，牧野即在此地。
《中国历史地名词典》清水条目记载：上游即今河南以上卫河，汉魏以前于今淇县南入黄河。东汉初平二年（191年）袁绍屯兵朝歌清水口、即此水入河之口。
石夹水今名香泉河，仓水今名沧河，两水分别位于汲县顿坊店乡南北境内，沧河下游古名清水河，今尚有清水河村，香泉河当地群众也称为清水河，因两河都曾会入清水而入黄。今之清水河村，即原之清水口。
综合上述，牧野大战的确切地点，即位于淇县城南至汲县顿坊店村北之间。西依太行山，南邻古清水，其间又有香泉河、沧河两水，正乃据皋跨泽，无容置疑。其它说法概不足论。
（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日）
殷沫二商都 南北两殷墟
盘庚从奄（山东曲阜）迁至北蒙（安阳小屯）以后曰殷。从此是否还曾迁移过国都？郭沫若有两说，一曰“更不徙都”，一曰“帝乙徙沫”，晚年认定“帝乙徙沫”属真。寿彝则主张“徙沫”说。然而现代历史学者，大都认为商殷到安阳之后，再不曾迁都。其根据都来自《竹书》：从盘庚至纣辛均居殷。余以为主要是缺乏具体分析。
且以商汤开始居亳（郑州）而论，历经成汤、外丙、仲任、太甲、沃丁、小庚、小甲、雍己、太戊九王，“竹书”皆称居毫，似应为一地。然而亳，分东亳、西亳，东亳又有南北之异。南亳为谷熟（今归虞城），北亳为曹县，西亳则在偃始。从河南商丘地区的谷熟，到山东西南的曹县，再到予西的偃师县，此乃相当广阔的地域。不作具体研究分析，都视亳为一地，显然是不确切的。虽皆称居亳，但成汤、外丙、仲任、所居系郑亳；而从太甲开始，也有商王迁至西亳偃师。所以仅从一个“亳”字的字面上去理解，是很不够的。
继以盘庚迁殷而论，尽管“竹书”都称居殷，然而并不意味着始终居于一地，以作出不曾迁都的定论。《竹书》古本统称居殷。《竹书》今本（梁代人沈约作注，近代王国维疏证），稍有别论。如“武乙居殷，复去亳，居河北”，意即武乙虽即位于殷（安阳），中又移亳，又回河北。河北在甚处？“相州图经曰安阳，在淇洹二水之间，本殷墟也”，又返回安阳。再如：武乙十五年自河北迁于沫，即从殷徙沫，从安阳迁到淇县，武乙时淇县名沫邑，殷纣王时名曰朝歌。文丁年间“自沫归殷邑”“即位于殷”，又在安阳为王。撇开武乙、文丁暂且不论。三如：到帝乙虽“即位于殷”，但此时的殷，《竹书》已注明：“则自帝乙而后，遂名朝歌为殷矣”。说明帝乙时期的“殷”，已不是安阳的“殷”，而为淇县的“殷”。好比宋代商丘，名曰南京、应天府，后移建业作南京、应天府，名虽未败，而所在地却变了。四如：《国策》中，曾讲到殷纣王的都城所在，吴起对魏武侯曰：“商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何为孟门？《中国地名大词典》中解：“孟门山在太行山东……齐侯伐晋，取朝歌，入孟门，登太行。”常山系靠近淇水的一座山，大河是黄河，商纣王的都城在太行山之东，淇水之南，黄河北岸，这不正说明纣都朝歌的位置吗？而此，更证明与北蒙之殷的方位无任何相干之处。五如：对于《史记正义》所引《竹书纪年》：“自盘庚迁殷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铍”一说，清乾隆时期历史学者徐文靖早就指出：“殊不审纣所居殷、乃纣父帝乙所徙……《正义》以此殷，为盘庚所徙之亳殷，谬矣！”说明白一点，此言差矣。帝乙既已徙沫称殷，帝辛仍居殷，当指沫之殷，而非北蒙之殷。晋朝史学家《帝王世纪》的作者皇甫谧，远在晋代就批驳了《史记》引《竹书》的“更不徙都”之说。他申明：“帝乙徙朝歌是也”。
不言而喻，商代早起居亳，但地点不同，有居东亳（郑亳），有居西亳。商朝后期均称居殷，然而居北蒙（安阳）的殷，为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稟辛、康丁、武乙、文丁等六代十王；居朝歌（淇县）的殷，则为帝乙、帝辛两王。亳既可分东西，殷当能分南北。殷沫乃两个不同地域的殷都，自然也就出现了北殷墟、南殷墟两个殷墟。即北蒙殷都、朝歌殷都；北蒙殷墟、朝歌殷墟。二者不宜混同，更不得相互代替。这是毋庸置疑的。
除此以外，这里顺便提一下，为何由北蒙迁至沫邑？原因有二：一、由于水灾迁都。历史学家吕振羽在《简明中国通史》中讲：“故都容易受水灾而迁都，小屯也不是免受水灾的地点。并注明—《竹书纪年》：‘文丁三年，洹水一日三绝’。小屯遗址也证明数遭水患。”绝者决也。意即小屯所在的安阳河一天三决口，故帝乙南迁朝歌。近人有将“洹水一日三绝”释为“一天三次断流”，谬矣。二、便于用兵讨伐东夷而迁都。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中讲：“帝乙多次对江淮之间的东夷用兵，取得了胜利，又把都城迁到朝歌”。帝乙、帝辛两代，长达数十年屡对东夷用兵，小屯位置偏北，而古朝歌紧靠当时的黄河北岸，由北蒙迁沫，自然对指挥作战有利。殷辛之所以败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进军东夷主力未归，后方空虚所致。至于纣都是朝歌城还是安阳，历代著名史学家多有定论。1965年12月出版的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就肯定了“纣都朝歌”。就连郭沫若1976年7月版《中国史稿》，也在著述：“自盘庚迁都于殷直到商朝灭亡，共经八代十二王，二百七十三年”的同时，仍写道：“帝乙末年，迁居到沫，即今河南淇县的朝歌”。对此似应不宜再作无谓之争论。
（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武王伐纣的队伍开进了安阳城”说法不妥
已故历史学家吕振羽，在其《简明中国通史》中写道：武王伐纣的队伍开进了安阳城。本人实在不敢苟同。这里需要解决问题是，殷朝末年有无安阳城？那时安阳城的前身位在何方？
殷朝末年虽有小屯殷墟，但并无安阳城。安阳城原名宁新中邑，系战国赵地，位于今安阳东南四十三里，即现在的汤阴县任固乡南北故城村。因处于古淇水之北，兼取宁意，秦攻克宁新中邑之后改名安阳，以后历经三迁方移治目前之安阳市。可见武王伐纣的部队并未进入殷末的安阳城。况经牧野大战，周军直取朝歌，宣布殷之灭亡，随即南返，连小屯殷墟也未曾到达。故“武王代纣的队伍开进了安阳城”之说，是缺乏事实根据的。
《诗经》卫风“送子涉淇，止于顿丘”。顿丘在何处？
在卫风《氓》这首诗中，有“送子涉淇，止于顿丘”之名句。意思是说，一位姑娘送一位情人过淇河，到顿丘而止。关于顿丘一地，注家纷云，有说在清丰，有说在淇县，均非也。
春秋卫国有顿丘邑，地在今河南浚县。又置顿丘县，在河南清丰境内，再置顿丘郡，在今河南内黄。东晋在今安徽滁州。南北朝在江苏、山东境内也曾一度设顿丘县治。送子涉淇的顿丘，在今浚县屯子乡蒋村。古淇河曾流经浚县西北屯街一带。错误注释为清丰，清丰从无淇水，况且春秋时期清丰尚无顿丘之名。
诗经乃春秋时期之作品，浚县顿丘作为春秋卫邑，自然早于汉朝的清丰顿丘县，那么诗经卫风所谓的顿丘，当系浚县的顿丘，而不是清丰的顿丘，这是毫无疑问的。春秋顿丘城，城周20华里，北濒古淇水，南邻善化山、白寺山等丘陵地带，扼齐晋赵卫古交通要道，军事商贸方面，则占有重要地位。由此则可明鉴矣。
（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日）
两个红四军岂能合二为一？
林彪从未在鄂豫皖苏区作过战
林青山所著《林彪传》中，颇有失真之处。把中央（江西）苏区和鄂豫皖苏区两个红四军混在一起，让林彪率领红四军到鄂豫皖作战。纯属胡编乱造，张冠李戴。
在“鼓满风帆”一节中，作者写道：一九三一年一月下旬至三月上旬，林彪和罗荣桓率领的红四军，在五十多天的战斗中，先后取得了磨新角、新集、双桥镇等战斗的重大胜利，歼敌一万多人。其中双桥这场战斗，全歼敌第三十四师，活捉师长岳维峻……使根据地西部恢复到黄安、麻城以南，北面发展到光山，罗山城郊，东部恢复了六安、霍山、英山……整个鄂豫皖根据地的人口，已达二百余万，林彪率领的红四军已发展到一万五千人。
还说：“四月上旬……，中共鄂豫皖特委……，决定由林彪率领红四军南下……后……决定改变南下计划，命令林彪的红四军主力部队，连夜突击赶到皖西……反‘围剿’胜利后，又将警卫师改编为十三师，全军共四个师，两万余人，成为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周恩来亲自统率的主力部队”。
应当指出：作者如果不是不懂历史，就是信口雌黄。一、一九三一年元至六月，林彪所部是在中央苏区活动的第一方面军红四军，军长林彪，政委罗荣桓，下属三个师：10师、11师、12师。林彪这个红四军，在整个土地革命战争中，从未到过鄂皖苏区。书中的上述描写，完全是子虚乌有。二、三一年元至四月，鄂豫皖也有一个红四军，军长旷继勋、政委余笃三，参谋长徐向前，所辖先是两个师：10师、11师，后是三个师：10师、11师、12师。同年五至九月，鄂豫皖红四军军长，先为旷继勋，后为徐向前，政委曾中生、陈昌浩，下属10、11、12、13四个师。《林彪传》中表述的鄂豫皖战斗场面，包括双桥镇大捷，歼灭敌34师，活捉师长岳维峻，都是这个红四军打的，同在江西作战的林彪，没有任何关系。如果徐向前元帅健在，作者是无法向老帅交代的。三、不同战场的两个红四军，军、师两级部队番号又有些相同，都是红四军，都有10师、11师、12师。作者把两军混同起来恐乃其中原因之一。但隶属关系绝然各异：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鄂豫皖边区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曾中生，副主席蔡中熙，后为主席张国焘，副主席曾中生、旷继勋，委员徐向前等。林彪所部红四军归一方面军领导，旷继勋、徐向前的红四军则归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应该说，这是不难辨别的。
至于“将警卫师改编为十三师，全军共四个师”这也是鄂豫皖红四军的建制、与一方面军红四军毫不相干。
（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太行山战役中国民党军投降
日本是两个军，卫南战役歼敌系第六军
金陵春梦上讲：太行山战役中，国民党40军新5军、27军，三个军都投降了日本。有的地方党史资料中写：八路军在卫南战役中，消灭汉奸部队27军。这些记载是错误的。
实际情况是，一九四三年春，日军扫荡太行山区。当时庞炳勋的40军，孙殿军的新5军驻守林县，刘进的二十七军驻守陵川。在敌军强大攻势下，庞炳勋、孙殿英率两个军投敌，刘进所部溃不成军，只身逃往黄河南，余部两营由曾依附27军的27纵队司令范龙璋带过黄河。换言之，降日国军实乃40军、新五军两个军，27军不曾降日，并非三个军。
至于四三年秋天，八路军卫南战役所歼伪军，系杜淑的新编第六军，也叫暂编第六军，此与27军无干。杜淑原系冀鲁豫边区游击指挥官，兼任豫北专员，曾任47师副师长，河北招募处长，四三年六月降日，先任河北保安处长，后任新编日伪军第六军长，率两师七旅窜犯滑县卫南解放区，遭我重创，大部被歼，这中间不存在消灭二十七军的问题。
在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大反攻中
攻打的是西岗据点，而并非钜桥
由杨得志上将主持编写的《冀鲁豫边区革命史》“抗日战争大反攻”一节中，讲到了消灭牛英德部队的问题。说是：在二纵队围攻滑县城时，……为了保证第二纵队作战的安全，第一纵队一部转向攻打淇县城东之重要据点钜桥，经一夜战斗，全歼浚、滑、汤、淇四县总指挥牛英德部1000余人。在战斗地点和时间记载上均有错误。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日，即阴历八月十五中秋节，鉴于原日伪浚县保安司令牛英德，拒绝向我军投降，且不断杀害我方地下人员，由冀鲁豫九分区司令员兼政委（后为一纵副政委）张国华将军，率领16团、21团、骑兵团及卫滨县县大队，黎明五点将先一天从浚县新镇、卫贤逃窜至淇县城东十里西岗村的牛英德部包围，遂展开激烈攻击战斗，中午十二点半，牛部一个营起义，停止进攻一小时，喊话让牛英德投降，牛英德拒不投降，战斗继续进行，直至晚七时，所部大都被歼，唯牛英德率卫队二百余人乘黄昏冲出村外，牛借玉米地里的绿豆秧子遮盖身体，而得以漏网逃至汲县。此次战斗历时一整天，并非夜战，地点就在淇县西岗村，也不是浚县钜桥。而西岗和钜桥相距三四十华里，且分出两县，书中所写显系讹传。
（一九九三年六月十九日）
大土匪郭清，本系汉奸头目
一贯反共反人民，何以谈得抗日
《民国人物大词典》内有“郭清条目”。称“郭清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原籍组织队伍抗日。抗战胜利后，率部队占安阳，所部改编为安阳人民自卫队第二总队。1948年冬改任第四十军第三三七师师长。1949年4月，在安阳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身亡”。
如此评价郭清这一反动人物，是对历史的严重歪曲。
尽人皆知，郭清，字井泉。原系河南省临漳县大营村人（解放后划归河北）。早年拉杆子当土匪起家，吞并李德善、李世元等同伙，聚集队伍，在大营村，贾河口，北皋一带，安营扎寨，占地为王。1937年10月17日，日寇占领邯郸，郭清非但不抗日，反而率领匪徒东进魏县、内黄、安阳结合部，烧杀抢掠，打家劫舍，催要粮款，欺压百姓，曾将楚旺镇等地抢劫一空，民众被迫成立“防匪自卫团”、“红枪会”借以保家。随后郭清便公开投降日本，就任冀南剿共独立旅长，逐步成为临漳县境内最大的伪军势力。
1938年2月，八路军129师陈再道、宋任穷率部队到达临漳、魏县，8月发起漳南战役，歼灭了郭清驻大营，贾河口的汉奸部队。1940年为了争取郭清抗日，我党曾派负责干部查茂德只身进入匪巢，冀图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遭到郭清拒绝。郭清死心塌地为日军效力，1941年11月，我方派女干部郭玉书打入驻北皋的郭清伪军，发展“内线”数十人，待机起义，可被郭清发觉，将郭玉书抓到贾河口，一并杀害我内线工作人员十二人。1943年8月，我县妇救会主任王婉贞通过郭清封锁线被捕，郭清亲自审问，他讲：“只要说八路军不好，我就放了你”，王婉贞大义凛然回答：“我宁死也不会说八路军不好，你们这些猪狗不如的东西，别想叫我屈服”，郭清令匪军毒打，割去乳房，终将王婉贞残害致死。1944年冬，郭清作为汉奸旅长，在东亚同盟自治军军长刘坤指挥下，同贺润生，杨法贤，程道河四个旅一起，进攻扫荡我魏县、大名抗日根据地。1945年6月，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宋任穷、三分区司令员高厚良指挥我军，横扫魏镇、北皋、华营等地伪军据点，唯郭清盘踞之贾河口未能攻克。1945年10月下旬，我刘邓大军屯兵临漳、磁县、邯郸之间，发起平汉战役，将国民党军进攻我解放军的三个军团团围困，新八军战场起义，40军30军被我全歼，郭清匪部受重创，且在临漳无处存身，遂向南逃进安阳城，一变而为国民党地方顽杂部队。
郭清进入安阳以后，更是残害百姓，作恶多端，负隅顽抗，阻挠大军解放安阳。尽管头顶“国民党第三专区少将保安副司令”、“冀豫边清剿指挥部副总指挥”，“四十三（137师）师长”、“安阳城防司令”多种头衔，终于难逃覆灭的下场。1949年5月6日在解放军攻击安阳巷战中，将其击毙，这就是郭清罪恶的一生。要说抗日，郭清从未打过日本，而是货真价实的汉奸头目。至今临漳、魏县、安阳人民都还记得郭清是安阳以北最凶狠毒辣的汉奸头子，截止1946年即杀害群众7000余人。他活埋我革命军民，围土至脖，上用耙耙死，惨不忍睹，人称临漳贾河口郭清司令部为闫王殿，称郭清是活阎王。事实不容编造，应还郭清以历史本来面目。
《辉淇敌灾报告》时间署款有误
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刊行的党史资料《太行抗日根据地（一）》，其中有一篇文章“辉淇敌灾报告”，写作时间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三日，署款晋冀豫四专署。报告情况属实，但在时间署款上误差甚大。
文章写道：敌两千余三月二十日进攻我淇县。一二三五四个区117个行政村即占了87个村，全面说来占七天（一区……被占22个，二区占11，三区占35，五区占19），敌当日即占据淇县城，我县指挥部仅取去一架电话机。敌在城内先后砍杀我村干、积极分子17人，唱戏三天。敌人现在还退占在县东南三区皇甫一带，白天活动在二区黄堆，三区迁民以南，一区石桥夜间有敌便衣活动，二区史庄及全三区，敌趁机抓丁拉牲口……淇县四个区三十个村统计，被杀害干部群众达48人，拉牲口251头，粮食损失828石……
不妨回忆一下历史，一九三八年二月十四日，日本占领淇县城，直至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寇投降。整个抗日阶段，共产党八路军是从未进入过淇县城的。驻在太行山中的国民党新五军、四十军当时尚未投日，也未到过淇县城内。那么不禁要问：四三年三月敌人进攻我淇县城，这里的敌我双方到底为谁人？国民党军队除后来投降的以外其余都跑到黄河南去了，八路军那时还无力攻占淇县城，难道是日本军队进攻自己占领的淇县城不成？显而易见，所谓“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三日”，肯定是写错了。
历史的真实情况是：一九四七年四月三日，刘邓大军发起豫北攻势，解放了淇县城。因国民党兵团司令王仲廉率蒋军北援汤阴暂编第三纵队，我驻淇部队三天后撤出。后经四月十七日消灭第二快速纵队，五月一日攻克汤阴，淇县城及周围乡村大部成为巩固的解放区，唯淇县东南乡同汲、浚结合部，成为敌我拉锯区。延至四九年四五月间。四七年六月三十日至七月四日，刘邓率部南下大别山，豫北缺乏主力，我地方部队力量较弱。乘我后方空虚之际，蒋军河南保安第二旅长王三祝率部三四千人，会同淇县保安团杨富部七百多匪徒，于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三日，突袭占领我淇城，对全县老解放区进行了五天大扫荡。并在城内旧衙门里戏楼让其豫剧团唱戏三天，以示得胜，每唱一段，杀我一人，所演反动剧目有《刘伯承哭爹》等不堪入目，第一天杀我民兵12人，随后又杀我城关村干部10人，共杀害军民48人，抢粮868石，拉牲口251头。使我淇县解放区受到极大的损失。王三祝随后在南京被选为国民党立法委员。余时任儿童团长连奔40里藏匿于太行山洞内，幸免遭劫，待故退往淇县皇甫村，浚县淇门、汲县板桥一带，始得以返乡。至于同时进攻辉县之敌为何部，不得而知。然而当时淇县辉县同属太行五分区，则属无疑。均与晋冀豫四专署无关。
综上所述《辉淇敌灾报告》一文的写作时间应为“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三日”署款则系“太行五专署”。因为写作疏忽，误将解放战争中发生的事件，列入抗日战争文献，确不应该。宜予纠正，以对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正确反映历史本来面目。更建议编书时详加审核，力求准确为佳。
参考资料：“淇县党史、县志”；王革勋《王三祝罪恶的一生》，《革勋回忆录》。
（一九九二年七月十日）
新乡投诚改编的是40军
率军投诚的是李辰熙
第四野战军十三兵团司令员、安新战役指挥者程子华上将，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新乡守故41军，在军长李振清率领下投诚，接受改编。这个回忆是不准确的。
其实是40军在副军长李辰熙率领下接受和平改编。41军驻过新乡，但已于1948年4月调往黄河以南。1949年5月5日解放新乡时，驻守新乡蒋军，只有40军军部辖106师，加上暂编第十纵队，还有一个扩编的264师两个团，共计一万六千余人，在我47军、70军、华北独七旅以及太行、冀鲁豫两个四分区的地方部队的重兵包围下，被迫投诚。在此以前，李振清二月借养伤为名早已坐飞机逃离新乡，把部队交给副军长李辰熙全权指挥。李振清1949年到台湾，曾任澎湖防卫副总司令、总统府战略顾问，1976年病故台北。李辰熙将所部交出后，乘火车进京到华北局报到，后患脑栓塞十四年，1963年病逝天津。
（一九二年六月十九日）
文化断层和自相矛盾
中国的汉字丰富多彩，言简意深。但在字的读音上，讹错频传，常出笑话。根源是字典、词书标音不准，学校教育要求不严，造成民族文化断层，甚至自相矛盾，令人无所遵从。
一如“封神演义”电视剧，把纣都朝（早音）歌，念为朝（曹音）歌。从编剧、导演、演员、监制，竟无一人纠正。难道这些人都没文化，居然如此缺乏历史知识？照此传下去，就必然每况愈下了。
二如有关孔子的书和戏，均将孔丘（应读某音）误读“秋”音。鉴于丘字多义，丘山，丘陵、丘墓，皆可用之。为避讳孔子，将丘（秋）读（某），以示尊重。大凡读过私塾的人，都念为孔（某）。孔子既是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当今仍以读某为宜，不能象文革中批孔一样，一说都是批孔丘（秋），孔老二，将孔子贬成千古罪人。
三如诗经上的“瞻彼淇澳”，澳字在此处应读“郁”音，而不可和澳门的“澳”读成同音。洹水的“洹”，本读袁，解放初期仍读袁音，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都念桓，新华字典也音桓，久而久之，也就见怪不怪了。给青年人造成一种印象，汉字无所谓，尤其是多音字，读成什么就是什么，简直无所谓正误。
1、有的字典、词书上自相矛盾，彼此打架。大陆上的且不讲，就连收词较为丰富的台湾版大词典，也是矛盾百出，不得要领。
以丘、澳、洹三字作例：
（1）“丘”字条，孔子名，旧避讳作“丘”读作某。
“丘”字条，丘字，圣人讳也，子孙读经史，凡云“孔丘”者则读作“某”。
“孔丘”条，仍音为“秋”。
（2）“澳”字条，一音郁，……弯曲的水边也……诗云：瞻彼淇澳，绿竹猗猗。
“淇澳”条，仍音为“敖”。
（3）“洹”字条，一音桓。二音袁，水名，参见洹。
“洹水”条，（又音桓），故水名，即安阳河。
类此不胜枚举，字典如此之乱，后人读错字音也就不稀罕了。长此以往，谁是谁非，又怎么能分得清？所以在词书编撰上一定要采取严肃郑重的态度。为后代子孙负责，必须正本而清源，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代代相传，得以弘扬和发展。如此而已。
（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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