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市委书记对话
1988年元月,市委在党校举办县以上干部学习班,内容是学习赵紫阳总书记在中共十三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时间一个月,光是阅读文章,小组讨论,党校既不辅导又不总结,最后结束时,市委书记孟祥锡带领几位副书记、部长到党校礼堂,提出让学员和市委领导对话。这期学习班市直机关、五县四区的同志都有,大致有100多人。“对话”当时算一个时兴名词,实际上就是谈谈学习情况和体会吧,领导有啥再讲一讲。对话开始,孟祥锡等七八个人坐在主席台上,说明来意,台下接着有人发言。第一个是安阳市妇联主席赵二梅,她提出“文峰区”街道办事处一级没有妇女工作组织,要求市委解决。第二位发言是市农科所一个女副所长,她讲到农科所没有女人大代表,市委应该考虑。我听了感到两位所提的都是技术问题、工作细节问题,这和学习讨论赵紫阳的报告文不对题,要讲就应该讨论路线政策问题、大政方针问题。
我第三个接着讲,我说,“学习了赵紫阳同志的政治报告,为党和国家制定的发展蓝图欢欣鼓舞,感慨万千,同时也感到有所忧虑。我们的任务就是兴利除弊,兴改革之利,除腐败之弊,我们党和国家是很有希望的。下面就全党工作提出三项建议:
第一,在抓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一定要重视精神文明建设、政治领导、思想工作。这是共产党的法宝,革命的胜利是靠这起家的。毛主席说过: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了精神支柱就完了。光靠金钱是不行的。林县修红旗渠主要是靠精神,任羊成用根绳子缠在腰里悬空打石头,那有性命危险哪,有了强大的精神支柱就不怕牺牲,要如果讲钱,讲个人价值,现在的青年人给他一万块钱干不干?还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现在许多人脑子里只有金钱,什么信仰、信念、远大理想都很淡薄了,在坐的都是县级以上干部,不妨回家问一问咱们的子女,你信仰共产党吗?光是教育人家,自己家人的思想问题都解决不了,能行吗?如果不注意,这是很危险的。”我讲到此处,市委书记不高兴了。他插话问我:“你的信仰怎么样?还有你的子女?”我说“我一生都要做真正的共产党人,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绝对不当挂羊头卖狗肉的那种家伙!我的子女嘛,比本人差点,不过总还有共产主义的烙印,有那么一点道道”。
“第二,必须注意反腐败。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实行商品经济,但共产党的干部不能把自己当成商品,如果谁送钱就给谁办事,谁送钱提拔谁,否则就不办事不重用,党的干部一旦商品化了,那么共产党就不存在了。我举一个外市的例子,一个乡修电影院,预算13万,包工头送给三个乡领导每人8000元,三八两万四,结果这些干部不仅没处理,还升了官,这种弄法谁还当好人?尽管是少数个别人,然而发展下去确实不得了!腐败这种东西,损害党的肌体,甚至会毁灭共产党自身。我就不信,共产党能打败日本鬼子、国民党、美帝国主义,难道就无力铲除自己身上的毒瘤?!”
这时市委书记又听不下去了,因为当时反腐败尚未响亮提出,只讲有些腐败因素,他可能认为我讲的调子高了,也许他有些误会,感到矛头指向自己,遂厉声郑重截断我的发言,讲道:“我们和革勋同志的看法不同,他把全党看得一团漆黑,我认为我们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我想我也并没有将大多数干部说成是坏的呀!个人只是感到经过85年整党,又屡次强调反对不正之风,怎么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了呢?我的认识有预见性、超前性,可这是学习总书记的报告谈体会啊!“位卑未敢忘忧国”,出于公心,为党的事业有感而发,又有什么过错呢?市委书记有无问题自己本人最清楚,听了反腐败的发言怒形于色,当场斥责下级干部,不觉着缺少那么一点雅量吗?
“第三,广播电视的机构改革要稳妥。听社会舆论,要撤销安阳市广播电视局,对此要慎重稳妥。外边前些年在这方面已进行了一些试验性的改革,但都不大成功。若要撤销广电局,我看弊大于利。”市委书记又坐不住了:“你说为什么不能撤销?”我的理由有三条:“一、广播电视有其自身的特点,它和报社不同,既要受地方党委领导,还要接受国家广电部、省广电厅业务直线领导,兼有党的喉舌和政府的部门两种职能,还要管县,上下一个系统,撤销了无法工作;二、辽宁省各地市撤局留台,南京市小局大台,经过一年多实践,属于失败之举,现已恢复到原来状态,安阳市不可重蹈覆辙;三、安阳市广播电视起步较晚,84年正式建局,85年成立广播电台、电视台,边工作边完善,尚未走上正轨,倘若现今撤局,全市广播电视的发展就会中途夭折。”孟祥锡好像没注意听,又问:“到底为啥不能撤局?”我说以上三条讲的够清楚了,撤局对工作不利,本人绝无私利可虑,纯粹是从实际工作出发而言。终究胳膊别不过大腿,时过6个月,88年7月硬是撤了广播电视局。当然以后又重新成立广电局,不过那是八年以后的事。
这场不愉快的对话,继我之后再无人发言了,对话最终不欢而散。一出会场,市委党校的几位教授边走边对我讲:“王局长啊,你闯下大祸了,市委一把手对你是这样的态度,他能用你吗?他能容你吗?”我说:“心中无事不怕鬼叫门,这都是为了工作,随他的便吧!”我又问市委组织部长曹中原:“今天我的发言跑了板吗?”他说:“不过说了几句实话罢了”。88年7月撤销广电局,市委任命我为安阳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专职副主席(主席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兼),又是无人无钱无地方,光杆一条,皮包一个。组织部长说:“老王善于创业,再去创一次业吧”。这就是我同市委书记对话以后得到的最明确的注脚。
附:
在党校同市党政领导对话会上的发言
一九八八年元月中旬
学了党的十三大文件,感到欢欣鼓舞,感慨万千。党的十三大确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规定了党的基本路线,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并明确指出了我们今后的中心任务,加快改革,促进改革,把各项工作推向前进。通过学习党的十三大文件,我们重新看到了中国复兴的伟大希望,看到了伟大祖国的光辉前程。当然也有一些实际问题,值得人们忧虑。现在我提三点建议:
一、建议市委加强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应该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加强各方面的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教育,让共产主义思想占领一切阵地。然而目前的实际情况是,人们的生活确实在改善,文化程度也逐渐在提高,但人们的思想境界,却并不那么理想。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作为马列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不能没有精神支柱,我们一定得有信仰、信念和信任。不妨回家问一问我们的子女:你相信共产党吗?你信仰共产主义不信仰?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问题。物质文明是重要的,但精神文明也是不能忽视的。譬如说,象林县的红旗渠,在那艰苦的年代,修成了那么伟大的工程,可以设想一下,今天要修那样的工程,是多么不容易啊。当年任羊成用一条绳子捆在腰里,他们充满着牺牲精神,在悬崖深沟晃来晃去。如果是现在的青年同志,他肯那样干吗?优厚的物质生活不能代替崇高的思想境界,这些必须引起我们的严重注意。
二、兴利除弊,是中华复兴的关键问题。所谓兴利,就是兴改革开放之利;除弊就是除腐败因素之弊。不改革,中国就没有出路,中国就要落后,中国就富强不起来,中国就不能居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但是,如果不解决腐败因素的问题,改革就很难顺利进行,改革的成就就巩固不了。我们国家发展商品经济是对的,但共产党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绝不能把自己本身商品化。谁送东西就给谁办事,谁给好处就给谁办事,否则就置之不理,就可以不办。如果这样下去怎么得了?现在哩,在一部分人当中,敲诈勒索,行贿受贿,这些绝不是个别现象。有一个乡建设电影院,投资十三万,乡里边三个头头,包工头给这三个人每人行贿八千元,三八二万四。这种情况目前在我们国家,也绝不是个别的。至于说请客送礼呀,那就更不在话下了。有些现象的确使人痛心。譬如说进北京办公成车送礼,往省委办公也成车送礼,这样我们的上下级之间,上级机关和下级机关之间,我们的领导干部和部下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照此下去,问题啊,就变得越来越严重,不解决确实不得了。
三、对广播电视系统的政治体制改革,市委、市政府一定要慎重、稳妥。广播电视不同于地方报纸,报纸上下左右,它没上下领导关系,自成一块。那么广播电视呢?从中央到省市县,它是一个专业性很强,上下垂直领导的新闻宣传部门。在地方,它既受市委领导,也受市政府领导,还受省广播电视厅领导。这在报纸是不存在的。特别是联系到安阳广播电视的实际情况,原来全市的广播电视基础相当薄弱,只是近二三年才能有了一个初步的发展,建立了电台、电视台,各项工作包括宣传、事业,初步走上正常轨道。但广播电视中心还没有建立,好多工作还有待我们去做。这个问题一旦处理不好,将使安阳市的广播电视,遭受不应有的损失。因为在这方面走些弯路,安阳市的广播电视发展就会中途夭折。除此以外,广播电视系统的体制,在八三年底,八四年初,有些城市已经作了某些试验,比如沈阳取消广播电视局,只保留广播电台、电视台,但经过一年多的实践证明,这样做根本不行。广播电视局是受党委、政府领导的宣传部门,它既接受党委的领导,同时又是市政府行使职能的工作部门。这在两台是解决不了的,而两台的宣传工作不能孤立存在,它不仅在宣传方针上接受当地党委的指令,它还要接受中央广播电视部、省广播电视厅各个专业部门的领导。这个问题不是人为的所能随意改变的。据说南京也是把广播电台、电视台直接收归宣传部领导,一度局取消,有一段局光管县市广播电视事业,但经过一段实践,同样不行,现在已经恢复,纠正了过去那种做法,恢复了原来的工作机构和广播电视局的职能。所有这些问题,我都是从工作出发,从广播电视事业的实际出发,绝不牵涉某些个人成分,这一方面,希望市委、市政府领导同志,妥为斟酌,慎重处理。尽可能把这个问题解决的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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