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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作难的社科联
1988年6月，中共安阳市委下文，建立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7月任命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于晋民兼任社科联主席，王革勋任副主席。然而作为一个单位，没有一间房子和任何办公家具，没有一个办事人员，没有一分钱。于晋民当初同我谈话时，言明他这个主席只是名义，具体事包括人员选择，具体工作都由我负责。筹备社科联的任务就落到我的肩上。
第一项要房子。作为市社科联副主席，总得有个办公地方。一个正县单位，没有办公地点怎么行？我在家向市委写报告，要市委解决十间房子，地点在市委大院以内。随后每天找市委副秘书长李荣贵，他说眼前没房子，准备从汽车库上边接几间，到时候再说。李荣贵也发愁，他也不好批评我，解决房子又需要时间，我在那里，他办公很不方便，无奈何他只好给于晋民打电话：“老王要房子可以，每天坐在我办公室不走，那我咋工作？”于晋民说：“老王是个急性子，说干啥事马上就干起来，你给他讲，让他到我办公室来吧。”找过李荣贵，再找市委秘书长、市委常委副市长杨善修，他讲“房子应该解决，但啥时候给你，不好确定”，还说“我拿笔给你画个房子吧。”我说咱把位置换过来，你处在我的境域急不急。我作为一个市委的老县级科长，他原来只是二十中的教员，后到了团市委当了副书记、书记，又提拔为市委常委、副市长，他当然不便对我怎么样，谈了一下午他不耐烦了，说“小老头，你走吧，你说的事我记住就罢了。”我心里说：“傲气不小，你也有我这个时候”。不到几年他因贪污被判刑。
第二项要编剧。我同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曹中原磨咕了一晌。我讲，市委要是重视社科联，就要确定适当的人员编制，我的意见设三部一室（学会部、研究部、编辑部、办公室），长远目标不少于三十人，近期支摊配备十五至二十人。曹部长很爽快，说我同意分两期解决，第一批先定十五人，一面申请编制，一面物色工作人员。我根据工作需要和人员特长，提出几个人选，给于晋民汇报后，他一个也不同意，还强调不要女干部。这使我明白了：他这个主席绝不是只挂名，而是不干事，还要抓权。大致过了两三个月，市编委下达文件：社科联事业编制五名。我看太离谱，立即去找主管编制的副市长吴克光，问“五个人怎么工作？”吴市长说：“老王你甭急，这个编制是于晋民在市委常委会上敲定的，当时我问社科联需要多少人？于讲先弄四五个人支住摊吧。”原来他这个主席压根就没打算干一番事业，只不过挂个牌子应付上级。我的情绪一落千丈，工作干就干，不干就散，既然不想干出个样子，让我来做什么。他还独自决定，进三名工作人员，两个官一个兵。一位秘书长，文不中武不行，干不成事；一位副秘书长神经兮兮，不懂社会科学；另一名，能干事，又是临时工。刚说不要女同志，又讲有位女同志不错，叫她来吧。真是自食其言，出尔反尔。
第三要办公经费。就是按满员五个人的工资、办公费以及办刊物的经费。财政局讲没有会计不能开设银行账户，正副秘书长的工资由宣传部办公室会计开支，临时工从原单位博物馆领取。我的工资一直由市文化广播事业管理局发放，原来就怕经济没保障，我的工资、行政、组织关系都还放在局里。办刊物《安阳社会科学》每季一期，内部期刊，不发稿费，出一期5000元，按期拨付经费。
大的形势都重视经济建设，对社会科学这门工作总感到可有可无。党的重大失误就在于工作重心转移之后忽视了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政治腐败，民心涣散，社会不稳，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此。我原想来社科联大干一场，谁知弄到难以工作的地步，原单位撤销了，新岗位没个着落，犹如丧家之犬，每天掂个皮包跑来跑去，外人看不起，自己生闷气，而且无处诉说。就在这种情况下，1989年2月爆发第二次心肌梗塞，再次住进安阳地区医院，抢救中已报“病危”。稍微好转，就写报告申请出版《安阳社会科学》期刊，跑市计委、财政局要求解决车辆问题。病房成了我的办公室，有些学会成立的批文就是在病床上写的。大中小三个皮包，社科联公章也放在皮包里，置于床头内侧，谁知窃贼乘我一时不在，将三个皮包连同公章、书籍一起偷走了。窃贼以为皮包里一定装有钱物，哪知我是个穷官，别无其它。
时过两年半，直到一九九零年十一月，市委总算在大院西楼北头挤出三间办公室，规定我占一间，三名工作人员在两间大屋办公。可于晋民非让那位女干部和我同屋办公，不解何意。摊子支起来了，工作就该正常运转了。挂起了牌子，重新刻了公章，整顿组织社会科学学会37个，吸收会员10000余人，于1990年12月26日（毛主席诞辰），在中原宾馆召开了全市社科界200余人参加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市委宣传部长于晋民致《开幕词》，市委副书记杨宏信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我做了关于社科联筹备工作和今后意见的报告，会议审议通过了市社科联的工作报告和章程，选举安阳市社科联第一届理事会理事77人，常务理事26人，于晋民当选为市社科联主席，我和李正冠、徐道光、周金鼎、党相魁、段高泉、卢秉权当选为副主席。实际主持工作只我一人。安阳市党政军领导同志、河南省社科联副主席胡世厚、郑州、开封、洛阳、平顶山、新乡、焦作等市的社科联主席、河北邯郸市社科联的秘书长都参加了这次大会，湘潭、桂林、泰安、无锡、九江、石家庄、许昌、丹东等市也都发来贺电，会议开的非常成功。并从1991年7月至92年7月，连续出版《安阳社会科学》4期，组织刊登了何幼琦、谭其骧、葛剑雄、张之等一批名家的文章。办出了高质量的刊物，就意味着社科联的旗帜凌空飘扬，受到了省市方方面面的称赞。这一切都是在我带病坚持工作的努力下取得的，省社科联主持工作的副主席赵怀让、副主席胡思庸同志曾经多次来安阳看我，让我担任省社科联委员，并于1993年3月（在我离开市社科联之后）以省社科联的名义，授予我为全省“社会科学先进工作者”的荣誉称号，以示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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