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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愿意做政治工作
朝鲜战场敌我双方，从五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开始停战谈判，到十一月二十七日基本达成协议。此后，主要是围绕军事分界线的确定，争战不休。志愿军打了上甘岭战役、金城反击战，五三年七月终于正式签订停战协定。鉴于朝鲜战局趋向和缓，国内不再扩兵，因而原定的训练计划也相应作了改变。华北平原军区决定，少数学员留下工作，其余转入平原军区军政干部学校继续深造。十一月二十三日午夜，大队紧急通知；集中移防。二中队在驻地西院整队点名，去留各站左右两侧。全大队除三十余人留下外，都向安阳火车站进发。事后才得知这次行动的来龙去脉。
早在大队开拔之前，安阳军分区政治部干部科焦常智，就曾找我和其他同志，逐个询问谈话，家庭出身，个人经历，学习成绩，政治认识，无不谈及。看来多为学习尖子，表现较好。其时不知所为何然，而且均已列入记录。至此方悟出端倪，原来是为考察干部留下工作做准备。留下的学员，分区机关、独立营、华北独立十一团、十三团都已领走，我和李治中、郭德昌、谢作民、宋德祯、尹凤台、韦泽华、温尔夺八人，分配到平原军健康大队工作。当晚搬进健康大队五中队临时住下，政治处宣教干事张林（实际姓董）问我：“小王，你想干什么工作呀？”我回答：“愿意做政治工作。”“什么叫政治工作啊？”“我说不上来，反正想做政治工作。”而后果然将我和李治中。都安排到政治处，我协助组织干事工作，李治中协助宣教干事工作。职务叫做政治处工作员。
平原军区健康大队，是接收志愿军、解放军伤病员的团级单位，为适应和服务于朝鲜战争而专门设立。大队长魏廷、政委张兆禄、副大队长陈光明、副政委刘世重，设大队部、政治处、后勤处、卫生所。下编五个中队，后扩为八个中队，干部战士全员一千四百余人。大队部没有参谋长，只有一位张参谋（濮阳人），干部助理员李维，技术书记李钦河，工作员苏琦（女）。政治处主任王世彪，组织干事魏云亭，组织工作员王革勋，宣传干事张林，宣传工作员李治中，文化教员陈峰、唐云程、王雨田、谢作民、郭德昌、关金英。后勤处有处长张荫清、出纳王廷贤、审计宗培振、文书宋德祯、司务长王成、管理股何股长、指导员韩福元，还有一位刘管理员。八个中队中，除五中队是解放军休养员外，其他七个中队都是从朝鲜前线下来的伤病员，二野三兵团、三野九兵团、四野十三兵团、华北军区十九兵团、二十兵团的人都有。健康大队工作人员的任务，就是为伤病员、休养员服务，让他们边治疗边休息，而后转业，转建(复员)、或送荣誉军人学校疗养。我负责大队党团政治统计，转移组织关系，整理党务资料，填发残废、转业、复员证明书，领取颁发纪念章等。事情还真不少，其实那时我还不是党员哩，主要人手缺乏。
开始进入工作岗位啥也不懂，连个信也写不好，王世彪主任手把手地教我。他一九三八年参军，河北易县人，卫生员出身，可经过长期锻炼，政治水平，工作能力都相当成熟，字尤其写的漂亮。讲起话来，不拿稿子，一讲几个小时。为了培养我，他把自己写好的信和文件，再让我抄写一遍，真是用心良苦啊。组织干事魏云亭，对我关怀备至，怕我盖一条被子冷，他把他的被子，大衣都给我盖上。我深深感到革命部队这个大家庭，真是无比的亲切，有说不出的温暖。我的战友李治中，年纪小我两岁，俺俩接触多，工作中相互帮助，俨似一对亲兄弟，他看我工作忙了，就来帮助抄抄写写，油印东西他同我，再加上大队部的苏琦，三个人商量着干，都是一茬小青年，说说笑笑，拉拉呱，确实其乐无穷。那时思想很单纯，比较幼稚，一次让我到汤阴十三团办理组织手续，不知心里在想什么，横竖没听见列车员打招呼，一看牌子到了宜沟，刚要下时车又开了，一直坐到浚县站，列车员交代，下去遇到向北的火车，再回来吧，也不用再买票了，整整等了一个下午，黄昏才摸到十三团，淇县同乡加战友郝启兰，为我安排了晚餐和住处，算是顺利完成了任务。
健康大队的政治工作任务是很艰巨的，难度相当大。为什呢？伤病员来自各个部队，二十军、二十一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四十二军、四十四军、四十七军、五十军、六十军、六十八军，人员零散，互不了解；临时编队，管理困难；成分复杂，素质不一；既没档案，又没组织关系，缺乏底数，面目不清。有个东北民工刁百民，负伤后冒充志愿军战士，非让按军人办理转建手续。还有不少人是从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改编过来，很短时间就开赴朝鲜作战，思想观念、行为作风大体还是旧军队那一套，心怀不满，常常闹事，少数人居功自傲，伤残归来“老子天下第一”，“身上钻个眼，比毛主席小一点，”“抗美援朝，大有功劳”“想咋闹就咋闹，任何人管不了！”凡有任何剧团来安阳演出，都得先请休养员看戏，不然就砸戏苑。北京民运杂技团、平原省民友剧社、石家庄奚啸伯京剧团、郑州大众曲剧团、闫立品剧社、专区文工团一进安阳，就忙得张林干事，李治中工作员团团转，赶快联系安排，看电影不掏钱，没有一点组织纪律性；个别品质恶劣的分子，无事生非，违法乱纪，打人骂人，强奸家属，而上级机关又没明确管理处置办法，反而一味要求工作人员：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发生问题，由工作人员自行负责。以至一度产生放任自流，不敢管教的现象。二中队一伤病员居然无理殴打指导员刘书金，指导员挨了打还得写检查，有的领导说什么：“他咋不打旁人哩，总是你工作没做好！”真是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令人有口难辩。有的伤病员白天不出去买东西，专等人家下了班傍晚去砸百货公司的门，不开门就闹事。有个修养员在人民戏院看戏，别的观众都坐在长椅上，他非坐到靠背上面，挡住后面的视线，人家提意见，抡起双拐就打。军需规定漳河以南不发大衣，安阳在此范围之内，一些伤病员聚众大闹，大队首长不敢表态，搬来军分区王司令员也没办法，只说把同志们的意见向上级反映。最后通过修养员代表岳营长耐心做工作才算完事。修养员郑英明，自称入朝前有淮海、渡江纪念章，存在高邑留守处，但留守处根本就没有他的名字，赵传起领取二中队淮海、渡江纪念章时，先将自己一份取出，回队后硬说总数少领了一份，俩人到政治处搬起椅子就打我和魏干事，被王世彪主任当场制止，并给予批评。直到一九五二年春天，中央军委明确指示：凡违法乱纪者，必须严肃处理。七中队有位修养员乘大家往剧院看戏之机，自己潜回驻地，竟强奸了来队探望的军人家属，部队立即予以逮捕，对无理取闹随意打人骂人者，也给予“禁闭”处分。从此刹住了歪风，树立了正气，部队出现了一片新的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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