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九、风风雨雨话整风

四十九、风风雨雨话整风

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和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为指导，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针对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在全党开展一次整风运动，提高马列主义水平，改进工作作风，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需要。方式是学习文件提高认识，严肃认真和风细雨，个别交谈，开小组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这在东湖疗养期间，已经听过传达。

返回部队之后，六月初，按照学习安排，我又重新把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两次讲话，以及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阅读了一遍，结合中央整风指示，在参谋科党小组会上讨论漫谈，讲认识、说体会，学习讨论嘛，无拘无束。反正是党内会议，有啥说啥。我说：“中央领袖在讲话中，讲斯大林相当缺乏辩证法，严重违犯了辩证唯物主义，是形而上学观点；肃反时苏联太左，匈牙利太右；经济建设中国比苏联搞的好；说中央出了坏人，把李立三、王明同高岗、饶漱石、陈独秀、张国焘列在一起；八大开过才三四个月，那时决议，中国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三年多一点就实现了，批评邓子恢是合作化中的‘小脚女人’。我总觉得提法不够慎重，是否产生了骄傲情绪？”当时也无更多的考虑，共产党员嘛，事无不可对党言，党章规定党员可以直接向中央反映情况，这在党内是正常现象。

六月上旬，紧接着我又休假探家，那时正是麦收季节，回去一天也没休息，就和生产队的社员一起下地割麦。淇县收麦不用镰刀，而是用搓子扇刀拨麦，一割十几垅，拨一下甩到木网包里，再接着拨。在拨麦过程中，社员议论纷纷：“去年秋天涨大水，粮食没收一颗，今年吃了一春天豆饼，现在五黄六月，每天干重活，一天三顿大麦面糊涂，肚里没东西，实在支撑不了，往年一杆搓子一天拨麦十五六亩，如今只能拨七八亩，无论如何，五月地得让吃几天饱饭哪！”。老贫农王海西发牢骚说：“毛主席好是好，就是老百姓吃不饱！”。我听了觉得很不是个滋味，的确，属于实际问题，事关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啊！我又找着村党支部书记张永清了解情况，他说：“群众意见不小，上面又不管，你回去最好能把情况向有关部门反映一下。”我在老家呆了三天，就回到分区机关，在党小组会上讲：有的农村生活问题，应该引起注意。如实汇报了见到的情况。我同张延韶科长、李绍参谋商量，能否给安阳专署粮食局写一份“情况反映”，帮助群众解决点问题。李参谋表示，咱俩一块写，你执笔，我签名。张科长对此也没异议。

反映情况的材料还未来得及写，第二天（六月十三日）分区副政委张波上校，作了题为《进一步提高认识，大胆地开展鸣放》的动员报告，强调进一步学习文件联系实际，帮助分区党委反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管主义，纠正工作缺点，克服思想毛病。要求打破顾虑，大胆鸣放，对党负责，揭露问题，任何人不能打击报复，不管所提意见是否正确，分区首长一定虚心倾听。司令员刘峰生大校补充说：“不但不能报复，并且也不准红脸”。在参谋科党小组讨论“动员报告”时，大家对怎么鸣放都谈了看法。临时帮助工作的樊炳灿说：军队是有组织的，鸣放要有分寸。我说：只要从团结愿望出发，任何意见都可以提，但必须防止泄私愤、发牢骚。最后大家统一的看法是，一定按照中央军委“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大胆鸣放，把点滴感觉、所见所闻，都说出来，不能划什么分寸，即便是泄私愤也要发表出来，大家好帮助。这么以来，在分区机关造成一定的思想混乱，鸣放出的问题逐渐跑了板，一位文印打字员说：“共产党员应是先苦后甜，我曾在日记中写：实际上戏剧故事都是作者安慰人心。”有的说：“肃反是天灾人祸，比战场还厉害，肃反死了赵贵民，违犯宪法。”有的说：“苏联军训方法不如日本人”。有的说：“干部政策鬼鬼祟祟，提拔干部从印像出发”。有的说：“一些积极分子就会吹牛拍马”。有的说：“农民生活苦，粮食不够吃”等等。我在鸣放中只说了一条：“建议分区首长在开会前，把讲话稿子先看一遍，不要出笑话，张波副政委在讲坛上念稿子，边念边问写材料的同志这是个‘啥’字，影响领导干部的威信”。此外在七嘴八舌言谈中，也有一些不大恰当的插话。

经过二十天的鸣放，七月五日开始转向反右斗争。从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提出的“政治设计院”，各党派“轮流坐庄”批起，联系到刘积学的“贫沾富光，富沾天光”，再接触分区机关本身的实际，每周三个下午，小组批评、大会批判。同时人民日报接连发表社论《工人农民说话了》、《这是为什么》、《右派是反动派》，原有气氛为之大变。本人从未想到我在党小组学习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讨论中所作的发言，以及从淇县刘拐庄探家回来向党组织回报的情况反映，也都被当做鸣放内容无限上调，列为错误言论，甚至右派言论，不分析整体观点，抓住只言片语，归纳两条罪状：一、怀疑中央领袖；二、否认合作化优越性。那位原来准备和我共同签名，向专署粮食局反映刘拐庄农民生活问题的中尉参谋，首先向我发难，成了批判自己的急先锋，真是人心难测啊！这一下将我打懵了。检查吧，分明不是那回事，不检查吧，形势逼人。左思右想，我是满腔热血，忠诚向党交心，对革命负责啊！参军七年连续五次立功受奖，就在五七年初，分区还授予“会议嘉奖”，党和人民军队把我从一个农家子弟培养成共产党员、革命军官，又给了我这么多荣誉，我怎么能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呢？至于对分区首长提出意见，那也是实事求是，出于尊重爱护领导的心理。尽管有的领导不理解，司令员就说：“俺是工农干部，没文化，连个文件都念不下来”，好像我是知识分子干部看不起他们似的，其实我只上过几年小学，严格来讲也是工农干部，根本不存在看不起领导的问题。

从全国形势讲，右派分子确实存在，反击右派的猖狂进攻很有必要。而像章伯钧、罗隆基、刘积学那样的右派分子只是极少数，不能一层一层，每个单位，都把帮助共产党整风过程中提过意见，说过错话的人都视为右派。更不能以局部的阶级斗争，改变中国的主要矛盾。五七年以后，中央领导同志包括毛主席在内究竟有没有骄傲情绪呢？时间和实践是最公正的，二十四年后的一九八一年，党中央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管努力的作用，……。”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把李立三列入坏人之中，确乎失当，李立三听了这个讲话，当即上书毛主席，提出：“一是感到‘万分兴奋’，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蓬勃发展，马列主义取得了胜利；二是‘一点不愉快’，毛主席不应该将我和陈独秀、张国焘、王明、饶漱石并列点名。”并郑重提议：“我希望将来盖棺论定的时候，能够博得党的一句好评—李立三虽然犯过严重错误，还算是能够改正错误的忠实党员”。毛主席终于接受了立三同志的意见，讲话改成文章公开发表时，删去原有的段落和提法。当然这些鲜为人知的重要情节，也是事过三十年后才知道的。在某些同志看来，一个二十三岁的青年党员、少尉军官，居然敢对毛主席的讲话提出非议，简直不知天高地厚，就连高级干部也不敢涉及此类问题，不过这恰恰说明，一个赤子之心的普普通通的小人物，只要善于学习，具有一定的马列主义素养，也可能异乎平常地具有先见之明。说到我“否认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那更是歪曲事实真相，强加于人，作为一个正直的共产党人，从关心党的利益出发，如实向党组织反映情况有何过错？在大会批判时，有个军务参谋，列举了很多全国农业生产、农民生活方面的数字，说生产效率提高多少，平均占有粮食多少斤，怎么农民生产积极性还没从前高呢？何以一天只喝三顿大麦面糊涂呢？还引伸讲：你家是老中农，本人对合作化不满。我在鸣放中从未涉及过全国全省乃至全专区的农业合作化问题，只是在此前向组织反映过淇县刘拐庄的农民生产生活暂时的实际情形，而且是在党的会议上讲的。再说我家入社一事是由本人积极主动做老人的思想工作，才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这种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横批一顿的做法，能令人心服口服吗？

在这些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我自感无愧于党，无愧于心，加之我看文件多，思想是有底的。政工科的同志把批我的大字报贴到饭堂，我立即反驳也贴出一张。他们说：“你讲过‘右派是人民的一部分，是反党言论’。”我说：毛主席原先在内部讲话中说“人民内部有左右两派”，我插话说过，左派、右派都属于人民内部范畴。而后毛主席改变提法，说“右派是反动派”，我再没说过“右派是人民的一部分”，这样的话，你们不看文件精神的前后变化，批我干什么？在大会上，面对众目睽睽，我只是就事论事，承认说过错话，有时也上纲做些检查，主观上有良好愿望，客观上起了不好的作用。但领导总认为本人认识不深刻，没有挖出思想根源。甚至抄了我的住室，拿走了我写的诗集，把其中一篇《云遮月》，打印散发，作为炮弹。其实那与政治无关，仅是我想同表姐谈恋爱，而遭姑母责难的心理活动的写照。为此，张波副政委特地找我谈话攻心，以迫于压力、违心地乱讲一通的安阳县兵役局干部杨为群为例，说：“革勋哪，彻底交代吧，瞧人家杨为群，干脆一说，不就没事了！”我说：“共产党员应该对党忠诚，有啥问题交代啥问题，不能胡说八道，欺骗党欺骗人民”。顶头上司张科长，最了解我的为人，知道部下蒙冤受屈，每逢批判我，他总是一言不发，那位参谋汇报他心善手软，副政委就批评他思想右倾，下不去手。老实讲，我宁死都不愿说一句丧失共产党人良心的话。就这样断断续续批了我四个月，确实经了风雨，见了世面。十一月的一天收到河南军区党委的一封绝密信，拆开一看，是对本人问题的批复，大意是说：根据王革勋同志的一贯表现，军区认为该同志的问题，属于模糊认识，言论错误，不宜以右派性质批判处理，应予解脱。此时我才大梦初醒，为何一直揪住不放？原来是按呈报右派分子干我的呀！当我把信件登记后送呈张副政委时，张副政委火了：“谁叫你拆的？”我说，组织上又没调离我的工作，按规定除了首长“亲启”信以外，其他都由我拆阅处理，再说，我也不知道里边是关系本人的问题呀，这是我本职业务范围以内的事，组织不相信，可以停我的职。这位首长知道我了解了根底，怕引起本人的不满情绪，又组织人狠狠批判我两个星期。随后又一反常态，让我充当积极分子，去发言批判别的同志。政治这东西啊，实在令人难以琢磨。

也只有在这时，我才明确，整风分三个阶段：一鸣放，二反右，三整改。打字员王正学被划为右派。林县兵役局秘书胡书谟，因在参考消息上零星写了几个字“杀人的” “战斗的”“毛泽东”，硬被连贯起来，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清洗离开部队。迟至八十年代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才得以甄别处理。政工科一个科长，三个干事，由于给副政委提意见怕报复，烧了鸣放记录，因而全部按右派言行受到一个月的批判。我比较幸运，写有一纸结论，装入档案，未受任何处分。历史作证，这都属于反右扩大化的产物。这里需要提到一笔，对于合作化的“否定”一词，我是始终不同意的，最重也只能写为“贬低”，那位办事的参谋，当面表示可行，事后并告诉我：“已经给你改过来了”。谁知他耍了两面派，非但没改，反而加了两句：本人要求将“否认”改为“贬低”二字，是由于本人认识不足。这种两面三刀的人，配做一个共产党员吗？我对整个结论，也是持保留意见的。随上书河南军区党委提出申诉，司令员毕占云中将，副政委何运洪少将，六一年八月十日责成新乡军分区受理此案，六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正式作出彻底平反决定，将档案中的原有结论抽出，连同“平反决定”本身一并焚烧。自然，这是后话。

整风运动是全党的部署，无疑是正确的。当时的形势决定当时的方针政策，个人所受的委屈是微不足道的。正如吴运铎同志所讲：在生活里。个人痛苦是常会遇到的，可是它在党的事业面前，就渺小得不值一提。五七年的整风，对我是一次毕生难忘的教训。革命者的一言一行，必须谦逊谨慎，三思而后行，观察处理任何问题，都要考虑立场、观点，以及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影响。要客观全面地看问题，仅有好的主观愿望是不够的，还应该顾及处境和后果。不然对党对个人都没好处，甚至会造成终生难以弥补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