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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九、牛棚一住七个月
一九六六年六月五日，安阳地委书记崔光华，在解放剧场召开干部会，传达了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的讲话，大意是说：根据中央部署，要搞文化大革命了，我们面临许多新问题，所有党员干部都要继续革命，保持好晚节，我死后落个共产党员陶铸就不错了。实际上是向干部打招呼，等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对于这样重要的会议，厂里的中层干部都参加了，唯独没通知我。会议的内容是事后听别人说的。我就想，厂里准有人对我做文章，不让参加会议就是个征兆。谁知道，第二天，六月六日就宣布安阳市文化大革命开始。
运动是从北京先闹起来的，五月份北京的学校就建立了红卫兵组织，开始造反，聂元梓写了大字报，中央改组了人民日报社，并且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不过地方消息不灵通，知道情况不多而已。但地方上都是两眼瞪着北京，上边搞什么，下边也照葫芦画瓢。解放剧场会议之后，厂里建立了党委书记、人事科长、保卫科长参加的“文化革命三人领导小组”，下设包括我在内三名成员，组成的办公室。奇怪的是让我单独办公，而另外两个人却在别处办公，这么一来问题就更清楚了。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食堂贴出头一张大字报，就是办公室一名成员写的，题目叫做《我们纸厂的反动理论权威在干什么？》，说王革勋不参加批判“三家村”的声讨大会，是心中不满，抵制文化大革命。说句老实话，我当时真还没那么高的觉悟，只是从书报上知道邓拓、吴含、廖沫沙三位文化人，也看过他们写的文章，但是并不认识。那时主要忙于总结贯彻五月份召开的工交会议情况，顾不上参与其他活动。随着第一炮指引目标，全厂大字报铺天盖地，一下贴出几百张，都是点名揭发批判敝人。仔细一想，也在意料情理之中，这场运动先从宣传战线和工程技术人员开刀，武汉搞李达、河南斗郭晓棠、安阳市整宣传部一位副部长，我主抓全厂的宣传，长期搞政治工作，当然也在先行斗争之列。
大字报给我定的罪状，归纳起来有八十五条，大凡都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反正要整你，咋说也不行，罪名上纲反党反社会主义，简称反党分子。名曰群友运动，其实都是别有用心的家伙，背后指挥，散布谣言，运动群众。听起来吓人的主要罪过有那么几个问题。第一、反对毛主席，对党不满，敢给毛主席头上订图钉，说毛主席的字写的不好。这是党委书记散步出来的，群众并不了解真相。事情的原委是这样，市委部署三月份要掀起新的学习毛著的高潮，要广造舆论，增强学习气氛，在厂会议室一头的墙上，设计一个学习专栏，请外边一个美术师镌刻毛主席侧面浮雕像，用图钉将三合板主席像订到墙上，那位书记当场看了就那么弄法。哪知道竟成了罪过，用图钉订毛主席的头这还了得！严格说来，贴这样的大字报实在是笑话，可当时就有人跟着吼。还有一件事，毛主席写的原先的《解放军报》报头，是从《解放军画报》上裁下来的，笔画较细，墨迹也浓实，后来换写报头，笔画粗一些，可能是墨汁太稠的缘故，字道中间有虚线，我说过，没有原先的好看，这是指前后对比而言，并无其他贬意，就是这么回事，他就给你变成“毛主席写的字不好”这样的话，这种弄法有什么道理可讲。第二，对抗毛主席思想，说内因外因都重要。从五九年到六六年上半年，八年中我给职工作报告无数。大量的是辅导干部、工人学习毛主席著作，其中就有《矛盾论》。毛主席在这篇文章中，强调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我在给全厂政治宣传员做的报告中，一方面说明内因是主要的，另一方面又讲，但不可忽视外因。做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从外因方面做文章，通过内因产生变化。当时焦作有个政治宣传员李秀芬，她就帮助不少后进人物变成了先进，群众说她做思想工作胜过一个县委书记，她还讲：“如果不承认外因的作用，那要政治工作人员干什么？”我是赞同这个观点并反复强调政治宣传员要学习李秀芬的工作方法的，这就成了“对抗毛泽东思想”，实质上有的人并不懂得毛泽东思想是怎么回事，真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第三，说我说过“焦裕禄的事迹是假的，是写出来的。”这是肆意歪曲。二月份，人民日报发表了《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的文章，市委号召党员干部学习焦裕禄同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并以焦裕禄的事迹对照检查每个人的思想、工作。我在学习焦裕禄事迹之后发言说：焦裕禄事迹生动，成绩突出，文章组织的也很好，每逢读到他去世后别无他物，只在他枕头下面发现两本书：《毛泽东选集》和《论共产党员修养》这一段时就止不住流泪，他的崇高思想境界来源于此。原话就是这么讲，可被人硬说是“焦裕禄事迹是假的，是写出来的”，极尽颠倒黑白之能事，而强加于人。第四，说我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教育中，说过“咱说人家是修正主义，人家说咱是教条主义，各说各有理”。不错，是说过，不过这是在讲课中，就当时存在的某些模糊认识，所举出的一个例子。说明还有不正确的看法，必须通过认真学习理论，提高对实际问题的分析能力和理解水平，然后从正面加以阐述。很难想象，列举问题的例子，竟然变成报告人的罪过？！不知是何居心。第五，工作不突出政治。这更是弥天大谎。我主抓全厂宣传，又当车间支部书记，有关时事政策、形势任务、理论辅导，正副书记、厂长都不沾边，都由我一人承担，几乎每一两个星期，就给干部作一次形势报告，一个月给工人讲一次时事，我所在车间，每周上一次政治课，还不算小型座谈会、家访之类。这在别的企业中此种做法是很少的。本厂的某些领导干部，对政治工作只是光喊口号，尽说原则话，就是不做具体事情，可谓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即便开会布置工作，也只传达上级文件，照本宣科，不动脑子。而我搞政治教育，没明没黑收集上下两头情况，而后赶写提纲，整天累得不得了，现在不干工作的人没有事，忙于工作的倒成了罪人，简直岂有此理！
大字报集中炮轰我两个星期，材料也系统整理好了，这时市委派出的工作队也进厂了，他们说先搞一个月文化大革命，然后再搞四清。六月二十一日，工作队接着按厂里罗列的罪状，继续把我当作重点人斗争。开大会批判，开小会围攻，每天都敲打你，处于很为难的境地。我实在想不通，就找工作队长谈了导致目前状况的来龙去脉，分明是党委书记为报六四年五反时的一箭之仇，因为六四年市委工作组整了他，他怀疑是我汇报的情况，这次借文革从中捣鬼，先下手为强，将我弄倒，免除后患。然而工作队长对此要害问题无动于衷，却说各有各的帐，他有他的问题，你有你的问题，来了个各打五十大板。他们整我整不出啥名堂，每次开斗争会我都据理反驳谎言，于是又捏造出一个成分问题，说我家是“漏划富农”，这样似乎挖出了反党的根源，出身于富农家庭的人能对共产党满意吗？我说这实在不值一驳，解放战争中我是儿童团长，土改时我是斗争地主富农的积极分子，划成分自报公议、三榜定案，剥削分量占全年总收入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的才是富农，我家在邻近土改的三年内，既没雇过长工、短工，又没放过账，没有任何剥削，完全自种自吃，三次上榜都是中农，无论当时和后来历次运动，都未提出任何异议，哪来的漏划富农呢？我还说，共产党把我从一个孩子，培养成党员干部，政治上翻了身，为啥要反毛主席呢？工作队长说“毛主席信任彭德怀，彭德怀还反毛主席呢！”那时彭德怀也没平反，咱也弄不清根底，不好说别的，我就说“别人是别人，我就是我，你们那样假设有何事实根据？”每次交锋我都驳得他们无话可说。这样一闹僵，啥工作也不让干了，从此转入体力劳动，或者往墙上抹漆，帮助搞语录板，或者干杂活，打扫卫生。七月五日，四清工作队主持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同时建立“红卫兵”清理“四旧”。八月八日，中央广播电台播出了文化革命十六条，把干部分成四等：好的、比较好的、有严重错误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他们明显的将我划入第四类。表面上由厂文革会前台负责，实际仍是工作队背后指挥。工厂跟学校一样，到处清四旧，抓牛鬼蛇神，一时大街上掛黑牌、戴高帽游街成风，我多年省吃俭用所买的好书，都被当作封、资、修，让红卫兵抄走了。八月二十二日，厂里也让“牛鬼蛇神”游街，两个人戴了高帽，一位是资本家出身的副厂长，一位是有点历史问题的供销科长，同时让我给资本家扶帽子，算是陪罪。我当即拒绝说：“我是共产党员，凭什么让我同资本家一块游街？”文革会一听火了，马上唆使红卫兵喊口号：“打倒反党分子王革勋！”还逼我喊自己打倒自己。我就是不喊看你怎样！也许有人认为，光棍不吃眼前亏，何必自讨苦吃！在我看来，这是革命气节问题，我不能为了自己不吃亏，背弃党的原则。这一次游街，从纸厂出发，经棉漳路、东风路、解放路、中山街、仁义巷、唐子巷、大院街、西环城、市委门口（安阳宾馆）、安阳剧院、红旗路、洹南路，而后返回。路过市委门口时，许多熟悉我的干部大吃一惊说：王革勋出了啥事了，怎么让他游街。在安阳剧院门口，叫我站在两张桌子顶上，一个姓刘的指着我叫嚷：“这就是纸厂头号反党分子王革勋，他说市委书记讲话讲的不好！”我大声斥责他：“你在造谣，我没有说过那样的话！”回厂之后，一群红卫兵又斗争我两个小时，说：“王革勋好大胆，敢在大街上顶撞我们！”一直斗到深夜，还问我：“服不服”，我说“不服”，心想豁上了，实在受不住了，无非一死。第二天，他们给我戴上了高帽，脖子上掛了黑牌，让我一个人游街，高帽用铁棍焊接而成，外面用纸糊上，有五六尺高，黑牌上写着“反党分子王革勋”，还叫我站在搞建筑用的高凳子上，过一个工厂的门口停一下，批判鼓噪一番，经过毛纺厂、针织厂、香皂厂、塑料厂、织染厂，再到纸厂家属院，当着家人和孩子的面，喊了一阵口号。在毛纺厂门口，从高凳子上一头栽了下来，多亏一位工人接住了我，不然准会摔成重伤。到了厂内，又用绳子拴住我的脖子和双脚，下边栽上铁棍子，逼我站在木凳上，站不起，坐不成，在炎热的太阳底下，暴晒了四个小时，一帮打手们用铁条在我身上乱打乱刺，折磨的全身流血。而后问我：“你交代不交代？”我说：“没啥可交代的”。他们看我始终不屈服，才解开绳子放我进屋。好多工人眼里含着热泪对我说：“老王啊，这是谁出的孬点子，叫你受这么大的罪！”我说：“总会有弄清的一天！”在揪斗我游街的时候，两位工作队长就在路边观阵，不知他们作何感想。以后工作队撤走了，留下一名观察员。从此我被关进牛棚，一住就是七个月，再也没有回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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