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十、人间正道是沧桑
住进牛棚之后，和外界割断联系，失去一切自由。现实迫使我思考问题，这场文化大革命究竟要干什么，就是让干部群众互相斗，还是出于别的政治目的，实在是个未知数。文革会见从我自身上挤不出问题，就每天让我劳动，而且干最苦最累最脏的活儿，似乎迫使我低头。造纸的头道工序是蒸煮，先到料场拉麦秸，随后再切碎装蒸球，蒸几个小时出料打浆，活重环境脏，夏天热不可耐，冬天干活一身汗，棒劳力干八个小时都很吃力，而且昼夜三班倒，满身灰尘，而我硬是坚持了下来。特别是停车检修挖下水道，钻进去清理赃物，用铁灰斗朝外倒运，因为空间小，不透气，一挖几十米长，连呛代憋，下去就是满头汗，然而我照样和工人一样干。我总觉着自己是农家子弟，从小就种地，干点活累不死，何况我每月还照领工资哩，即便今后不当干部了，也不能白吃厂里的饭，让工人养活咱。每逢干一天活下来，由于劳动量大，体力消耗重，吃饭格外香甜，休息的也好，面条一顿吃一斤，躺下一睡就是八小时。我用踏实劳动，赢得了工人的信任，工人们对我都很友好，把我当成自己人，以至无话不谈。有的还在群众中替我鸣不平：“人家王革勋可是个好人，干活真能出力，没干部架子，不知道凭什么整人家！”工人们关心我、心疼我、夸奖我，就是对我人格本质上的认可。有个人挨了斗，心里不是滋味，干活情绪不高，甚至说：“可要给他们干哩，反正出力不落好。”我对他说：“无事生非整人固然不好。但我们干活是给国家干的，也是给自己干的，我们不是还要吃饭拿工资嘛。”这么一来，就连当初不明真相参与斗争我的人，也改变了看法，用枣红纸写成大字报贴在厂门口表扬我，说我品质好，与众不同，是个蛮不错的干部。
原先人们怕我自杀，派两个人监视我，连墙上的铁钉也拔光了，电灯线吊的高高的，使我摸不着，我也真怕吃不消顶不住，后来劳动一段也想开了，无非是经风雨见世面吧！有什么了不起！好多烈士牺牲了为了革命，咱不过皮肉受点苦，干活累一点，为了真理也应该经受岁月的考验，挺起胸膛活下去。但有一点，大是大非骨头不能软，原则面前决不让步。随着“斗争对象”的增多，又让我当了“牛鬼蛇神”队的队长，这些人有书记、厂长、科长、车间主任、会计、计划员、技术员，一共十多个人。我给他们读报纸、带队一块劳动，运动中的问题我不管。有个干部清早不起床扫地，我说他思想对不头，他反唇相讥：“你思想好，咋也来当牛鬼蛇神？”我听了一阵心酸，接着我说：“人受委屈，心里不痛快，都可理解，可是干点活有啥不好，咱还拿着人民的工资啊！”他也不好再说什么，立即起来。显然劳动对我来讲，不成问题，难堪在于是当“知县”和“请罪”，失去自由以后，上衣前胸后背，多了两块方补丁，上书“反党分子”，像古戏中的知县那样，当然其他人都分别有自己的“头衔”；一日三餐，要先向主席像低头请罪，然后才能吃饭。我对此极为反感，我本无罪，何须请之？有辱于人格，就采取办法回避，大家去食堂吃饭时，我不去，等食堂没人了，我再去吃饭，为的就是不请罪。后来有一次我去南乐办公，县招待所也搞形式主义，向主席像“请示”后才准许吃饭，我宁肯不吃饭，也不屈服那一套。这就是我的性格，他们对我也莫奈之何。
在牛棚里，我看到传抄的毛主席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讲：“第一件事讲历史，十七年一线二线不统一，别人有责任，我也有责任。第二件事，五个月文化大革命，火是我放起来的，时间很仓促。”由此联想到文化大革命的背景和搞法，说明毛泽东对处于一线的刘少奇不满意，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打倒刘少奇。当时并不完全意识，以后越来越清楚了。早在六五年一月毛泽东搞《二十三条》时，刘少奇就不同意“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再回过头来看一看，毛主席六六年八月一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八月八日中央领导人新的排列次序初见报端，刘少奇的名字，被排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之后，从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更是说明问题了。我总想，既然中央领导内部有矛盾，为什么不能采取适当方法加以解决呢？何必这样自上而下一层一层的全国性的斗争干部！退一万步讲，即便刘少奇同志处置失当，难道全国的大大小小的干部都有问题？更让人感到困惑的是，是你自己指定的革命接班人，何以一下子就变成了敌人，道理上也说不过去啊！老说斯大林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搞肃反扩大化，怎么又走上了前人的道路呢？真是一场悲剧呀！不过毛主席千错万错，有一条不错：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非常必要的，资本主义复辟是非常可能的。睁大眼睛看一看，过去的苏联和东欧，今天是谁的天下！这是他老人家的英明预见，确确实实看透了一些问题。在牛棚中也想过，只要有利于反修防修，作为党员干部受点冲击和委屈也在所不惜。然而老实讲，搞文化革命把干部都当作“牛鬼蛇神”“走资派”，我是不赞成的。也不甘心长期住“牛棚”。
九月十七日开始，安阳刮起了一股“罢官风”，包括市委书记在内，一百多名领导干部都被罢官，不少机关陷于瘫痪状态。十月份开始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十一月喊出“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六七年元月二十四日，在市委大院又演出一幕“造反派夺权”的闹剧。在此以前我曾多次向市委提出申诉，要求平反，但上头总是以“没人管事”“上边没精神”为由，推拖了事。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六七年元月二十五日、三十日，我两次上书周总理，请中央设法解决问题，恢复名誉。后来总理责成国务院接待站发函河南省委，又转安阳市委，再转纸厂党委和文革会，明令平反。三月八日正式作出平反决定：一是退还本人检查；二是整理的系统材料当众销毁；三是斗争、戴高帽、游街、掛牌等，应向本人赔情、道歉；四是当众烧掉大字报草底；五是给其家属和其单位发平反信件证明；六是恢复原来工作职务。并印发《平反声明》两千份，散发张贴有关街道和单位。原文如下：“由于当权派对该同志进行打击报复、政治陷害、歪曲、扩大、无中生有，煽动受蒙蔽的群众，对王革勋进行大字报围攻。四清工作队进厂后，又把该同志打成‘反党分子’，组织群众对他进行了多次批判和斗争。并让其戴高帽游街、绳捆棒打、掛黑牌等，进行了种种迫害，限制其人身自由，致使该同志受到了很大的委屈和痛苦。我们郑重声明：六七年三月八日予以平反。”随后解放军派代表多人进厂，四五月间一天晚上，十二点以后，部队叶代表找我到厂，我一进屋，三位军代表司马雷、刘胜和小叶，喝令前党委书记跪下说“你身为党的领导干部，竟敢利用文化大革命造谣惑众，打击迫害王革勋同志，还说王革勋档案中有问题，不能重用，现已查明，纯属你个人捣鬼，欺骗群众，欺骗解放军，你必须当面说清，承认错误”。他当场认错，表示悔改。我说：“让他起来吧，这就够了”，不禁想起来毛主席的几句诗联在一起朗诵起来“人生宜老天难老，风物长宜放眼量，为有牺牲多壮志，人间正道是沧桑。”在照相馆拍摄的照片上也写上最后一句，作为纪念。
通过我个人的遭遇，也想到了其它一些问题。一、从中央到地方，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是绝对必要的。领导干部也好，一般干部也好，各自都有优点和缺点，都必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有问题摆到桌面上，同志式的交换意见，坚决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办事，谁也不能老虎屁股摸不得，把个人摆在特殊地位。二、不能随便整干部，整老干部不对，整其它干部也不对。关键是实事求是，平等待人，有啥问题说啥问题，不能打击迫害，无限上纲。无论干部多大，都应该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任何人都不能对别人进行打击报复。三、解决干部的问题，必须分清敌我，辨明是非。对敌人要狠，对同志要和，不能把同志视为敌人，像斗争地主那样对待我们自己的同志，那是完全错误的。从高级干部到一般干部，都应该言行一致。四、党的领导机关，要鼓励党员说真话，有关大局的问题，要先让群众讨论，而后斟酌决定。而不是先决定后让群众认可。或者个人决定强迫别人同意，那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党的领导人和中央首脑机关犯错误，都出在这上面。不可不吸取教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