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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一、一个袖章算什么
一九六七年三月份以后，全市各行各业竞相建立派别性的群众组织，战斗队难以胜数，司令多如牛毛。社会面上有二七公社、联合总部、八五战团、第四司令部，工厂也都有他们的分支。纸厂就有东方红公社、联合造反总部，两派各有若干战斗队。还有一个独立的“一针见血”战斗队，集队长、队员于一身，也有大旗和公章。因为我在文革中受冲击最厉害，反抗中也有点骨气，所以我平反之后，两派对立的组织争相拉我加入，而我对他们都不感兴趣，政治上已经心灰意冷，倒想冷静地观察一段，看双方的表演，然后再说。
在此前后，北京接连传来消息，中央的干部除刘少奇、邓小平已被声讨打倒之外，又有不少人被点名批判或者打倒。一月八日，毛泽东点名批判了陶铸，说这位新上任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不同意揪斗刘少奇。还有人提出要批判老一代革命家陈云。十日，江青点名揪斗“军内一小撮”：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徐向前、贺龙、朱德几位老帅。甚至抄了朱德、贺龙的家。三月十日，公安部长谢富治带头喊口号“打倒谭震林！”到了三月二十四日，北京出现了公开反对周总理的大字报。老帅们忍无可忍，义愤填膺，二月十三日在政治局碰头会上，发难怀仁堂，同上海帮的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副总理谭震林说：“你们的目的，就是整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掉，我哭都没地方哭，眼前有秘书、孩子，只能背地里流泪。”还说：“我跟毛主席跟了四十年，跟不上，不跟了！”叶剑英元帅，对这一伙抛开党委领导、搞文化革命，并且不经中央讨论，擅自建立“上海公社”，表示极大的愤慨，回到京西宾馆说：“国贼不除，国无宁日。”气的把手掌骨都拍断了。谭震林夹着皮包要退出会场，陈毅元帅说：“不要走，留在这里跟他们斗”，可见到了相当紧张的程度。
大致上到了五六月间，我当了一个月的“一针见血”战斗队员，而且除了一名队长，我是唯一的一名队员。实质上仍是在观阵。那么五、六、七三个月，造反派在河南闹的最凶。二七公社在郑州公开喊：“打倒何运洪（河南军区政委），解放河南省！”，安阳造反派照搬郑州，刷出大标语：“打倒张子政（市武装部长），解放安阳城！”。中央在北京召集两派代表，先后汇报七次。七月十八日，康生表示：“给二七公社平反”“河南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接着发生了武汉“七.二0事件”，谢富治、王力唆使造反派大反武汉军区。二十二日，安阳驻军八三00部队和造反派一起上街大游行，高喊：“拥护中央决定，打倒陈再道（武汉军区司令员），钟汉华（武汉军区政委）！”与此同时，郑州、开封、洛阳、安阳相继出现武斗事件。纸厂的造反派借此翻身，乘机夺了全厂党政财文大权，勒令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一律解散。还未经商量，竟然宣布我为他们的队员。本来六月三十日，鉴于安阳驻军已根据北京两派汇报进展情况改变态度，我也曾发过一纸声明，以示支持，然而他们没有任何反应，这时却来个一百八十度，实在强加于人。
八月份的一天晚上，东方红公社要出去武斗，布置内外人马分别出击和守卫，那个组织的头头讲：“今天夜里要战斗，老保子来了要往死处打”。我一听不对劲，你们可以胡闹，我当干部不能参加战斗，万一打死人怎么办？但在棱头上又不允许你说话，于是天不明我就借口头痛，躲进专区医院住了三天。他们在厂散布流言，说我被别的群众组织绑架走了。我一出院立即起草声明，以《严格掌握大方向》为题公布于众：一、群众组织之间有不同观点，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仇视和对抗；二、即使受蒙蔽的群众，也要争取团结，不能打击他们；三、以主要精力搞好本单位的运动，不要纠缠和参与社会上的武斗事件；四、相信解放军，依靠驻厂部队；五、对挑动群斗群众的干部，要警惕；六、群众相互之间，要求大同，存小异，共同搞好生产。上午贴出声明受到了广大职工的赞同，中午吃饭时，一造反派头头问我：“谁让你写这样的声明”，我说：“我自己认为有必要亮明态度”。他又问：“你同谁商量来？”我回答：“个人主张，无须与别人商量”，在他们派性煽动下，一位工人上去先打我几拳，还说：“你戴着我们的袖章，怎么替老保说话？”我讲：“一个袖章算什么，我有看法就要亮明。”霎时间我把袖章从右臂上撕下来，抛到地下。他们一伙又上来围攻打我。我随即写了大字报：“不同意东方红的政治观点，宣布退出该组织”。这一退影响大了，相当一部分人不同意他们的作为，又另外组织了“革命到底战团”，原来围攻我的人也过来许多，这对厂里搞好斗、批、改、组织正常生产，起了较好的作用。这并不说明我多么正确，只是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良心未灭而已。
其实，在文革中自己也说过错话，办过错事。六月三十日支持一派的大字报就不应该写。虽然我在运运动中受了委屈，可我也错误地批判过别的干部，使他们的威信受到损害。我也需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直到六八年二月二十九日厂内各派实现大联合，六九年九月二十六日建立了厂革委，局面算是初步稳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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