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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穷人翻身坐天下
千年铁树开了花，穷人翻身坐天下。
打倒地主大恶霸，农民土地回了家。
这是当年广大农民群众，对土改发自内心的赞颂。
新中国建立后的这一年冬天，豫北大地进行了土地改革。土地问题，是封建制度统治中国几千年的问题。人口居于少数的地主富农，占有大量土地，残酷剥削农民。广大农民特别是贫户农，只有少量土地，或者没有地种，不能自顾，任人宰割。剥削者不劳而获，劳动者却不得食，造成贫富悬殊，社会不平。孙中山先生曾经主张：“实行耕者有其田。”“平均地权”，在旧社会那不过是空想。只有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推翻了帝、官、封三座大山，全国性的土地改革才能真正实现。
淇县东南乡的土地改革，属于新区土改，是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进行的。它吸取了红区土改和解放战争中土改的经验，搞得比较稳重。既不是全部打乱，完全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也并非不给剥削者以生活出路，将地主富农扫地出门，而是采取老革命家邓子恢同志归纳提倡的“中间不动两头平”的土改政策，也就是说土改不动中农，只是将地主被没收，富农被征收的财产，均分给缺地少房的贫苦农民。由于方针对，民心顺，从四九年十一月到一九五零年元月，短短三个月，就完成了艰巨的土地改革任务。
刘拐庄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中等乡村，全村二百二十九户，七百多人口，不包括另外三个自然村在内。县区土改工作队王政明（汲县人），王同印（本县董桥人）主持全村土改工作。当时尚无党员、支部，一是进庄就建立了村级组织：正副村长王芳勋、赵臣，武委会主任王乔勋，自卫队大队长王海邦，生产主任张致印，治安主任冯全保，抗勤王尚勋、张永清。书记（文书）王浩勋，会计赵言。随后又建立了代表民意的机构：农会，人代会。二是广泛宣传深入发动群众，召开群众大会，讲解《中国土地法大纲》，在墙上刷标语：“消灭封建半封建的土地制度…”“实行中间不动两头平的土改政策”使群众了解意义，掌握政策，分清敌我。三是全部丈量村里的土地、房屋，逐户澄清拥有的土地数量和住宅面积，为划分阶级，颁发土地证奠定了基础。四是划阶级定成分，自报公议，三榜定案。确定阶级成分的标准是：凡家庭生活来源，全靠剥削的，划为地主；自家也劳动，剥削分量超过百分之二十五以上者，划为富农；自种自吃，或受别人轻微剥削，或剥削别人不足百分之二十五的，则为中农（未分上中下）；其余受到别人剥削的皆为贫农，没划佃农和赤贫。经过群众反复酝酿，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三次张榜公布于前街牛家大门口，以最后一次为准。评定地主三户，贫农二十三户，富农三户，恶霸一户，中农一百九十九户。我家五口人，土地三十四亩（内有低洼，坡地二十三亩），房子十五间，属于自耕中农。五是将没收的地主财产，征收富农的多余财产，包括土地、房产、农具、浮财在内，以肥补瘦，分给贫农。在一户地主家，分取胜利的果实时，人们都争相拿农具，衣服、家什，我却考虑学习的艰难，只拣了一本有注释的《三字经》回来，今天仍保存完好。六是全村开诉苦大会，斗争了有民愤的地主代表人物牛鸿宾（牛来朝），我们儿童团也参加了，从而使农民群众扬眉吐气，剥削阶级威风扫地。
土改是一场革命斗争，重在分清敌我。在土改进行过程中，部分干部、群在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左的倾向，不考虑有无剥削，剥削分量多寡，以及三年时间为限；单看土地数目，富裕程度，人口多少，以至产生了错斗，错抢中农，侵犯中农利益的现象。原因是对政策精神吃的不透，少数人光想着多分些财产。另一种是右的倾向，主要是少数干部素质不高，缺乏原则，偏离政策。他们置贫农的利益于不顾，个人讲私情，图私利，闹本位主义，怕肥水外流，瞒着群众，私下收受人家的粮食和财产以肥私，将本应划为富农的四户划为中农，产生了漏划现象。甚至还以邪压正，严重打击了一批坚持正确路线的干部和群众，冤枉了一些好人，实不应该。还应谈到，我的一位叔伯哥，家里被划地主，思想有些想不开，我就讲道理给他听：“你家八十多亩地，都由别人耕种，全靠剥削生活，划地主合理合法。你再看看，共产党内的很多大干部，都出身于地富家庭，他们为啥跟着共产党走，革自己家的命呢？为劳苦大众着想，才是光明的道路啊！”这些话推动了他以后的政治进步。
一九五零年三月，淇县人民政府给全村村民颁发了土地房产所有证，宣布土改胜利结束。正是土地改革，解放了生产力，为经济发展，建设新农村铺平了道路。家家有地种，人人有吃穿，，光景一天比一天好。《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走，跟着毛泽东走!》、《努力生产，发家致富，劳动最光荣！》嘹亮的歌声，口号声响成了一片，荡漾在乡村的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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