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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年轻人火热的心
我从四七年起连续失学三年，新中国成立后，一九五零年元月，才又考入平原省淇县第二完全小学读书，接续五年级下期的课程。旧社会结束，新社会开始，本身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入学考试一道政治题：为什么要土改？我立即写了五个字：解放生产力。监考老师纪新灿一看，满意的笑了。入学后音乐老师王荫，教了两首歌：
《年轻人，火热的心》
年轻人，火热的心，跟着毛泽东前进，紧紧地跟着毛泽东前进；
挺起胸来，年轻的兄弟姐妹们，新中国的一切，要我们安排，新中国的一切，要我们当家做主人。
嗐，我们新中国的青年战士们，生产战斗，努力学习，消灭封建，消灭蒋匪军！
谁敢阻挡我们走向胜利，谁敢阻挡我们万里奔腾！毛泽东是胜利的太阳，照耀我们们前进！
嗨，我们新中国的青年战士们，永远，永远的快乐地前进！
《我们是民主青年》
我们是民主青年，我们是人民的前锋。毛泽东教育着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千万青年，跟着毛泽东。永远向胜利，永远向光明。
作为十六岁的我，边唱边想，精神为之振奋，浑身充满力量，对新的国家产生一种责任感，肩负着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重托，不努力学习行吗？学校距离我家四里地，一天三次走读，晚上住校。秋庄稼长高之后，不时有狼、豹出没，有的豹子象半桩牛犊那么大，为了安全，我们几个走读生，每天扛着红缨枪上学，丝毫不觉着苦累。
全校师生五六百人，我所在的那个班四十余人。主课是数学、国语、历史、地理、自然、政治常识，还有音乐、体育、绘画。那时农村教师政治文化素质都比较高。教育质量也好。历史老师董希顺（董庆韶）温县晁肇村人，北京大学毕业，早年参加过五四运动，讲课从不拿本，往讲台上一站，滔滔如流，他将刘邦不注重知识分子，曾将读书人的帽子当便器用。语文老师韩复辛，河北博野县西许村人，华北联合大学毕业，二十七八岁，年轻热情，知识丰富，集语文、数学、音乐、书法于一身，多才多艺，政治坚定。为了选好级长（学生班长），他自行编词谱曲，先教大家唱歌：“绿竹叶儿青，杨柳叶儿长，今天要选举个好级长。不选滑头鬼，不选窝囊废，不选白眼黑心郎”。发现同学间闹别扭，就领唱“团结、团结就是力量”连歌四曲，很会做学生的思想工作。数学老师李铸钧淇县城里人，河南大学毕业，爱学生如弟子，和蔼可亲。政治老师李崇德，淇县南关人，一次讲《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性》，透彻的剖析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通病，从幻想性、狂热性、散漫性，说到软弱性、动摇性，真是侵人肺腑，刻骨铭心。打天津负伤转作教育工作的王光太老师，给青年学生上团课，反复强调：改造思想，提高觉悟，追求进步，分清敌友，努力学习，立志成才，做党的后备军，为建设新中国奋斗。校长刘尧恩，字泽普，淇县臧口人，抗战时期的中共地下党员，省立中师毕业，兼授政治和语文，经常教育学生，要坚持真理，敢于斗争，不要像小绵羊那样。这些塑造人类灵魂的老师们，不愧为人师表，给我以知识，给我以力量，促进我政治进步，学习刻苦，奠定了人生的基础。在校求学一年半，每次考试都是名列一、二，全县高小毕业会考位居第三名，成为受老师赞誉的高材生。没有老师们的谆谆培育，我哪会有今天啊！他们确实可钦可敬，给我留下了许多终生难忘的印象。
五零年秋天，部分师生闹学潮。事情起因于体育教师司韶华，他和五年级一女生接触多，关系反常。引起五年级级任教师李耀东对此不满。于是就在操场上体育课时，煽动五年级同学闹事。先是不听指挥，拒绝司韶华授课，随后学生冯礼堂带领全班返回教室，并高呼口号：“打倒司韶华！”“司韶华从学校滚出去！”据说此事还牵涉另外一个姓韦的老师。本来五、六年纪的体育课，都由司韶华担任，六年级级任老师韩复辛看到此种情形，旗帜鲜明地随即告诫我们这班学生：“咱们不参加这类活动，有啥事说啥事，怎么能如此胡闹！”此事惊动了县政府文教科，科长秦玉美专程来校，召集全体教职工和高年级学生开会，严肃郑重的说：“我参加教育工作这么多年，旧社会闹学潮看得多了，可那是为了对付敌人和反动派，如今是新中国，在人民政府办的学校里也闹学潮，还是第一次发生，怎么能这样干哩！无论什么问题都可以向组织反映情况，进行处理嘛，所有师生都要深刻认识这个问题，从中吸取教训，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及时平息了这次事件，教育了学生，调整了个别教师的工作。
五一年春天，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为共青团）淇县县委，在学校发展了一批团员，建立了二完小团支部，许多同学要求加入团组织，就是学习不大努力。团支部委员孙玉堂同学一天找我谈话：“革勋同学学习了这么用功，为什么不申请入团呢？”我说：“不是不想入，总觉得自己条件不够。要入，我就实实在在的入，不能光在口头上表白一番，建设新中国需要很多人才，现在不好好学习，将来怎么能报效国家！”玉堂同学又说：“刻苦学习是对的，但政治上的追求，应该有所表示，不然谁知道你想的啥呀！”我想也就是，不能光闷着头，让别人猜自己的心。事后立即写了入团申请书。谁来当我的入团介绍人呢？老共产党员刘泽普校长说：“由我当介绍人，孙玉堂也算一个。”按说，刘校长讲授《开国大典》一课时因对“五十四门礼炮”的理解问题，我还当堂挑过刺哩，可校长不但不计怪，而且更关心我的成长，确实令人感动。后来又想，入团后家里没有钱，咋交团费？韩复辛老师说：“青年团是先进青年组织，你尽管入吧，团费我替你缴！”不久县青委书记时文吉同志，最后考核专门跟我谈了话，讲了团的性质，任务和对先进青年的要求，很快批准我为青年团员。让韩老师长期为我缴团费于心不忍，每月就从家里拿几个鸡蛋，到学校充作团费。为当一名新时代的热血青年感到光荣和自豪。多么好的学校，多么好的老师啊！
有些事情也不尽如人意。我自幼秉性耿直，富有同情心，正义感，对同学们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敢于鸣不平，这也深深感染了一些同窗好友。一次张殿荣副校长讲政治常识，我遇到一个生字查阅字典。张副校长立即训开：“王革勋，你又睡觉了，在打盹哩！”我说：“没有啊！”副校长接着说：“没有？看的清清楚楚，莫要哄我！”同学王素兰听着情理不顺，就站起来解释：“人家在查字典哩，哪有打盹！”张副校长迁怒于素兰同学，大发脾气说：“我没看见，你看见了？！你脑袋瓜后面长眼哩？”我嘴张了几张，没再反驳，你这个副校长啊，真是…，这种作风怎么能为人师表呢，没看清就批评人，同学解释还给予打击，确实应该改正。下课后，同学们乱叽咕：“张副校长一上课，总是瞪着眼儿，我们像老鼠见猫似的，谁还敢吭声呀！”有的说：“他比刘校长差的远哩，人家讲错课，允许提意见，他呢…”。
早晨，上午、下午、晚上，我一天四晌如饥似渴地学习。课余之外，几乎每天都去校务处阅览室，将所有的新报纸、刊物、杂志、教学参考资料，都翻它一遍。甚至教师还没顾上看，我都捷足先登了，脑子里总觉着格外充实，有一种说不出的幸运感，一年多我写了很多反映时代特色的作文和日子。诸如《对土改的感想》、《当心特务造谣》、《反对美机轰炸安东》、《坚决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志愿军为啥向北撤退？》、《闹迷信害死人》、《为啥要学习》、《怎么样学习》、《争取加入青年团》、《新中国欣欣向荣》等等。由于我语文基础较好，全校学生自治会让我担任文艺宣传委员，每次办壁报由我主编，《五四专刊》、《七一专刊》、《国庆专刊》期期有我写的文章。全县高小毕业会考尚在城内进行中，第一完全小学校长冯铭增（河北涉县人），见我语文功底深厚，就向我的母校刘校长提出：“我聘请这个学生到一完小担任小学教师”，两人一并到县文教科，面见科长李光春，请求批准，这时很多一起参加会考的同学，见了面突然称呼我为“王老师”，开始有点莫名其妙，一问才知道是这么回事。可惜李科长不具慧眼，一味强调“现在文化要求高了，小学毕业教小学恐怕不行”。看过我的考试卷的文教科女干部刘贞（湖南人），不以李的说法为然，深为不平的说：“科长呀，不要光看啥毕业，重要的是看看这个学生的实际文化程度，一完小愿意聘请，二完愿意给，人家都乐意，咱为啥不干呢？”她和我不沾亲带故，压根不认识我，竟然为自己说了这么多好话，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刘贞大姐呀，你现在在哪里？我找你找了好几十年哇！
写到这里，不由令人想起老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他主长北京大学，慧眼识真才。吴晗投考，只有一门历史过关，蔡元培看他擅长历史，破格吸收，使吴晗后来成为了全国的明史专家。梁漱溟报考北大，门门不及格，蔡元培看见梁漱溟在报上发表过有关哲学的小文章，认定此人是个人才，遂聘请他当了北京大学哲学教师。落榜的学生能教大学生，谁见过？！共产党的教育家，领导者，如此爱惜人才的有几人？中国多出几个蔡元培，那该有多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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