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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穷无尽大批判
从一九七一年到七六年，革命大批判一个接着一个。批陈整风，批林整风，批判孔子，批判右倾翻案风，批判水浒投降主义等，无穷无尽。当然批判陈伯达、批判林彪都是必要的，他们一文一武结合起来，要篡党夺权，犯有重大罪行。但每次均搞上挂下联，借以整治干部，那就不对了。至于批孔，批翻案风，批投降主义，甚至批邓、批周总理，更是根本的错误。反正要搞大批判就要联系实际，联系实际就是想法整人。这成了一条规律。
七一年七月初，在北关老政协礼堂院子里，集中批判陈伯达“天才论”（《我的一点意见》），工交、市直各系统分别组成多个连队，参加集中学习。重工战线由柴油机厂姓陈的军代表担任连长，我任指导员，全连有120多个人。建委那个连，由建委副主任任贵轩担任指导员。当时参加安阳三支两军的是54军162师的干部，傲气十足。就在这个批陈整风学习班里，在研究实施步骤方法时，有些同志提出，“要联系实际批判市委核心组，为什么不包括军代表”时，师部一位科长就在文化宫大会上宣布：建委任贵轩跳出来啦！市直张天耳（市革委组织组副组长）也跳出来啦！声称：反对军代表就是反对部队三支两军，弄得人人自危，无所适从。
同年八月，又在安阳宾馆举办反派性学习班，按照武汉军区曾思玉（司令员）、刘丰（政委）；河南军区政委刘建勋，王新的“首长讲话为武器，抽调市直机关一大批干部，批判市革委副主任王福生、赵则仕、吕万生，办事组长申吉仁，组织组长孟光，由安阳军分区司令员李秋恒主持，集中吃住，不准回家，也是搞的惶惶不可终日，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当时大会批判，小组批判接连不断，安阳军分区参谋李绍，几次催促我上台发言，都被我婉转拒绝，因为反反复复地“翻烙饼”太多了，总觉得政治斗争人生之路太漫长了。以后又刹“右倾翻案风”，拿河南军区商丘军分司令员作靶子，这位参谋又杀回马枪，成了批判安阳军分区司令员李秋恒的急先锋。真是人心难测啊！在这个学习班里，小组批判重工局负责人张仲立，要说造反，他算造反派，从河南省交通厅调来安阳任工交组、工业组、重工局负责人，但这个干部工作吃苦耐劳，拿着拼命的劲头抓生产，为了发展安阳地区的农业生产，在安阳农业机械厂的基础上，建立柴油机厂，很长一段进展不快，他蹲下去三个月，这个厂就上去了，应该说他是一位有功的人。结果重工局军代表伍朝良，非叫上挂下联批判他，我奉命行事批判了他几句，无非是“唯生产力论”吧，张仲立很有意见，似乎有“落井下石”之感。怨我不事先打招呼。其实在那种形势下，谁能摸清根底呢？
七四年批林批孔，哲学家冯友兰，史学家杨荣国，又写书又作报告，重工局的造反派以我为“保守派”为名，大字报猛轰一个月，贴满二三楼两层走廊。有一个宣传干事熊喜莲，他贴了第一张大字报，我说，好！第二天，她又贴了更长的一篇，题目是“再来一张”！不过真正起作用的是派性头目、副局长王凤玲，他操纵着机关的运动，还发动我原来工作过的安阳纸厂的造反头子韩元生往重工局送大字报。这次批判我的开头，王凤岭还耍了一手，他写了一篇动员批林批孔的稿子，说他要出外开会，让我以机关支部书记的名义，把精神传达下去，谁知道会一散就爆炸了，全机关把矛头都指向我。老实讲，干工作我可以拿第一等奖，耍心眼，玩手腕，勾心斗角，咱不是人家的对手啊。我看一团乱麻弄不清，正好我爱人刘淑芬上北京看浮肿病，没人陪护，经组织允许，我一走再不管了，你们愿意怎么搞就怎么搞，我眼不见为净，领我爱人看病，在北京呆了一个月，就此了事。
七五年春天，邓小平主持国务院的工作，提出对遭受破坏的工业、农业、交通、科学技术进行整顿，强调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一下激怒了王张江姚，自11月到76年一季度，全国掀起了“批邓、反击翻案风”。市里的造反派到省委闹事，重工局爪牙也跟着起轰，满院大字报：“第二次文化革命又来了”“坚决刹退翻案妖风”，还传言说：“市委反翻案风办公室的李贵江、张天耳点名要重工局批判王革勋”。我总对他们说，“本人不是重工局的头头，只不过是个办公室主任兼机关支部书记，你们老揪住我不放，这是啥道理呢？”觉着挨整没有个头儿。在那个年头简直无理可讲。省委秘书长王大海，在文化宫批判大会上，公开点名要安钢党委副书记冉毅站起来，他破口大骂：“冉毅啊，你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保皇狗！”作为中共河南省委常委的王大海，竟然这么胡来，下面的普通干部又有啥话可讲？！
原来，我认为69年一开九大，文化大革命就算结束了，谁知连续搞了十年，还没收尾的样子，总是犯愁，我们的国家该咋办呢？真是位卑非敢忘忧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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